简述共同侵权行为/王海宏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3 18:40:09 浏览: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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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共同侵权行为
王海宏
一、共同侵权行业的概念和特征
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为人，由于共同过错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过错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致人同一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如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教唆人和地为人构成共同侵权人。《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M《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为》第3条第1土法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具有如下特征：
（一）主体的复数性；共同侵权行为区别是于单独争权和为的首要特征是其主体构成上的复数性。
（二）过错的共同性；共同侵权和为中的“共同”应为主观过错看共同性，即共同侵权和为的加害人主观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
（三）结果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数个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一个、不可侵害的损害后果。换言之，数个加害人的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只有一个，而且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责任的连带责任；连带性，蝗旨共同侵权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中的任何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任何加害人都有义务向受害人负债部赔偿责任。
二、与共同侵权行为相关的两个概念
（一）共同危险行为
所谓有共同危险行为，又称准共同追索权行为，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实施可能造成他人损害的危险行为并实际致人损害，而无法确定加害人的侵权行为。由于无法确定加害人，法律推定各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都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各行为人都是加害人，并承担连带责任。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7项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加害人可以举证证明推翻因果关系的推定，即加害人通勤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业人事先并无共同的意思联络，但其行为的偶然结合致人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不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济原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此种侵权行为徙有“数人”的外衣，本质仍为单独侵权行为，故加害人承担与各自的过错程度、行业与损害后果之间原因力大小相适应的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海宏
王海宏
一、共同侵权行业的概念和特征
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为人，由于共同过错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过错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致人同一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如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教唆人和地为人构成共同侵权人。《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M《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为》第3条第1土法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具有如下特征：
（一）主体的复数性；共同侵权行为区别是于单独争权和为的首要特征是其主体构成上的复数性。
（二）过错的共同性；共同侵权和为中的“共同”应为主观过错看共同性，即共同侵权和为的加害人主观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
（三）结果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数个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一个、不可侵害的损害后果。换言之，数个加害人的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只有一个，而且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责任的连带责任；连带性，蝗旨共同侵权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中的任何一人或者数人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任何加害人都有义务向受害人负债部赔偿责任。
二、与共同侵权行为相关的两个概念
（一）共同危险行为
所谓有共同危险行为，又称准共同追索权行为，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实施可能造成他人损害的危险行为并实际致人损害，而无法确定加害人的侵权行为。由于无法确定加害人，法律推定各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都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各行为人都是加害人，并承担连带责任。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7项和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加害人可以举证证明推翻因果关系的推定，即加害人通勤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业人事先并无共同的意思联络，但其行为的偶然结合致人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不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济原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此种侵权行为徙有“数人”的外衣，本质仍为单独侵权行为，故加害人承担与各自的过错程度、行业与损害后果之间原因力大小相适应的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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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制建设协调劳动关系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
李彦
和谐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协调，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劳动关系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而社会和谐又是劳动关系稳定的体现与保证。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负面作用显现和制度的不完善，使劳动关系矛盾逐步凸显。劳动关系矛盾处理不好，会引发群体性、突发性矛盾，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十分重视以机制建设入手来协调劳动关系矛盾。
一、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协调好劳动关系矛盾的重大意义
劳动关系作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最基本的内容。社会和谐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的一切行为皆根源于利益。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人与人之间要和谐发展，就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地协调解决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矛盾的过程。一直以来，我们党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不断满足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要求，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出发点，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社会劳动关系基本趋于稳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人民群众经济要求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矛盾的最大特点，是职工群众对经济利益的更高要求，同时追求在社会利益关系中的相对公平。现阶段，职工群众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些不同阶层社会群众的正当利益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正确对待这些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这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这个关键时期里，如果妥善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反之，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各种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职工群众经济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劳动关系总体上是稳定协调的，但不可否认，现在许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大量存在，劳动关系矛盾激化，劳动争议和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从目前来看，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中，大量的表现在劳动关系问题上。因此，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协调好社会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劳动关系矛盾突出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但是，由于改革力度加大、层次加深，社会转型加快，由于法制还不够完备，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等因素，在一些地方，劳动关系不和谐稳定的现象客观存在着，不容我们忽视。其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配不公平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3]。但实际情况是各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是不公平的。作为最重要的劳动要素，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资本和管理等要素却处于强势地位。职工收入偏低，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成为当前劳动关系矛盾中的主要问题。全国统计调查的情况表明，有65％左右的职工收入低于平均工资水平，在非公有制企业，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变成最高工资标准。经营者、管理者与职工的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不少企业还存在着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的现象，引起职工群众的强烈不满，由于这一原因引发的群体性矛盾事件不断增加。
2、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当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转岗，新增劳动力压力不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总体过剩，失业问题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不遵守《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把自主用工变为“自由用工”，想招聘就招聘，想辞退就辞退，自订“土政策”，滥用“试用期”，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视劳动合同为一纸空文，强迫工人长期加班加点，拖欠或拒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等；另外，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设备陈旧老化，无安全措施，工伤事故频发，职业病有增无减，使劳动者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所有这些，造成劳动关系矛盾突出，因劳动用工引发的争议案大量增加。有关统计显示，2001年—2003年，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年受理案件分别为15万件、18.6万件、22.63万件，平均年增幅达23%；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28%的幅度增长[4]。
3、公有制企业转改制过程中忽视保障职工权益。公有制企业转改制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情况：部分公有制企业借转制之机，大幅度裁减本企业老职工，雇佣新劳动力，使得越来越多被裁减的老职工转向非正规部门就业。职工在企业的就业周期缩短，稳定性降低。企业内的分配缺少制约、监督制度，不少企业在一些关系到职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不按民主程序办事，不尊重职工代表的意见和职工的民主权利，制度不规范，约束性少，随意性大。在一些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职工分流的方案和有关的经济补偿政策，不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或者征求工会的意见，强行推出。以上公有制企业转改制过程中没有维护和保障职工权益的情况造成群体性矛盾突出，群体上访、越级上访事件不断发生。
4、有些地方政府角色存在错位。作为政府，既要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地方的经济，增加税收和就业岗位；又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以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处理，将主要由劳动关系双方运用市场机制来自行调整，而政府则通过劳动标准的制定和劳动争议的处理来对这种运行加以宏观调控，实行“主体自行协商、政府适时调整”。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投资环境、优惠政策，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对一些企业违反劳动法规，明显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往往是有视无睹，甚至为其“开脱”。目前，个别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在权益遭到伤害时采取过激甚至非法手段，这固然是缺少法律意识的表现，但也反映了这部分群体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造成这种不信任，地方政府角色错位是其中重要原因。
三、以机制建设协调劳动关系矛盾的对策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把劳动关系引入和谐社会发展中，用稳定的劳动关系助推和谐社会建设，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根据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在社会劳动关系领域加大工作力度，建立有效机制，推动和谐社会发展。
1、建立有效的价值引导机制。劳动关系作为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机制，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在全社会确立公平、公正的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职工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利益关系，对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劳动关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强大的思想舆论对人的价值观、社会道德的整合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因此，应当建立协调利益关系的舆论引导机制，充分发挥思想舆论在利益整合中的导向作用，引导广大群众正确看待由于客观能力、条件等不同而导致的利益分配差距的客观性，使广大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社会道德标准等与时代前进步伐相协调，推动社会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要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广大群众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使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道德要求，自觉地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2、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维护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是利益多元的社会。在社会层面，各种利益群体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以影响政策法规，以实现利益的协调。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沟通失灵必然导致民意堵塞，影响社会稳定。当前，我国的利益表达机制建设滞后于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我们应改变传统的封闭的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而代之以现代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这也是社会公平和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应加强宏观参与，站在整体的高度，建立和完善职工群众利益的表达维护机制，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建立和发展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政府，企业家组织代表企业，工会组织代表职工建立多层次的三方协调协商机制，政府、企业家组织和工会，通过相关机构和程序规则，就有关立法、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以及与劳动关系调整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解决，相互沟通、平等交涉、共商对策、合作共事。在微观层面上，要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大力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等。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有效地解决劳动关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3、建立健全的权益保障机制。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社会，劳动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各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关键是利益双方通过一定的机制，通过有序的利益竞争与抗衡，实现利益的协调，在某个阶段实现劳动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和谐。目前，资强劳弱的格局造成职工有些合法合理权益被剥夺；劳动要素与其它要素在权益争取上的力量被削弱：劳动要素有严重“廉价化”、“弱势化”倾向，结果是职工权益受到损害。因此需要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建立一种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机制，帮助其实现自身的合法利益，让他们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应逐步建立健全欠薪保障、工资支付、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及在企业破产或经营者逃匿的情况下劳动者能够获得及时救助等，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有效的监督管理表现为确保能够运用法律和制度的强制手段，对各种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约束；确保有一个良好的组织系统对各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越轨行为进行有效和及时的处理；确保能够对劳动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在管理政策和管理制度上进行调整、完善和创新。首先是加强执法检查。人大、政协等的执法检查涉及贯彻《劳动法》和《工会法》内容的，政府行政执法体系涉及劳动关系矛盾内容的，都构成劳动关系调节监督的依据，工会组织要积极主动参与。对社会潜规则使企业抵制劳动法规、公然侵犯职工法定权益的现象，必须以坚决的态度维护劳动法规和劳动合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其次是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司法审判程序；再次是建立劳动关系听证制度，以利于政府作出公正科学的决策。
5、建立良好的矛盾疏导机制。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但是，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有能力化解各种利益冲突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矛盾疏导机制，提高化解矛盾冲突的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要建立和完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律法规，使化解社会利益冲突走向法制化轨道。要畅通民意反映渠道，运用教育、协商、调处方法，合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事件。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与人民群众的交流，增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能力，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群众和谐相处的局面。
6、建立敏感的矛盾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敏感的劳动关系矛盾预警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和预防重大纠纷和社会冲突的事件发生，能够及早抓住倾向性的问题在政策和工作目标上进行调整和校正，有效防止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事件蔓延扩大。因此要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劳动关系预警机制，运用预测、预审、预报、预控措施，及时掌握劳动关系不协调引发的社会经济矛盾，通过定期分析、信息反馈等措施，为党和政府决策和完善政策提供依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P8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P537
[3]《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P25，人民出版社出版
统一合同法制订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上）
2000年11月24日 14:13 王利明
合同法作为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自1981年我国《经济合同法》颁布以来，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从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局面。围绕这三个合同法律，国务院及各部委又先后制定了一大批合同条例及规章，1986年《民法通则》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债和合同立法在走向完善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由于现行“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彼此间存在着内容重复、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尤其是缺乏规范合同关系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和制度。因此，我国合同立法还极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需要，有鉴于此，立法机关决定制定一部统一的合同法，使“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趋于统一和完善。〔1〕 笔者在参与这项举世瞩目的、浩大的立法过程中，结合有关学说和司法实践，曾对一些统一合同法立法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思考，现将部分不成熟的想法发表于此，以求教于读者诸君。
一、关于合同的概念
合同概念的探讨是统一合同法的制订首先应解决的课题。讨论合同的概念并不在于单纯获得某种学理上和逻辑上的满足，而主要在于明确统一合同法的规范对象和内容。换言之，鉴于合同已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我国需要首先考虑统一合同法中的合同概念是什么？它应当包括哪些合同、规范哪些合同关系？
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合同的概念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广义的合同概念。此种观点认为，合同是指以确定各种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协议。换言之，只要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确定权利义务的协议均为合同，不管它涉及哪个法律部门和何种法律关系。因此，合同除应包括民法中的合同外，还包括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等。二是狭义的合同概念。此种观点认为，合同专指民法上的合同，“合同（契约）是当事人之间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2 〕因此，凡是以确定民事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协议可称为合同。至于行政法、劳动法、国际法等法律中的合同，虽然名为合同，但和民事合同应该作严格区分。三是最狭义的合同概念，此种观点认为，《民法通则》第85条关于“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的规定，并非认为合同统指所有民法上的合同。此处所称的“民事关系”应仅指债权债务关系。因为《民法通则》将合同规定在“债权”一节，且明定合同为发生债的原因（第84条）；我国民法不承认有所谓“物权行为”；在我国法律中非发生债权和债务关系的合意，如结婚和两愿离婚等，均不称其为合同。〔3〕因此合同只能是债权合同。〔4〕
我们认为，讨论合同的概念首先应当明确合同主要是反映交易的法的形式。〔5〕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6 〕所谓交易乃是指独立的、平等的市场主体就其所有的财产或利益进行的交换。交易包括了商品的转手、财物的互易、利益的交换等各种方式，其法律形式就是合同。如果将合同限定为主要反映发生在民事主题之间的交易关系的形式方面，那么反映行政关系的行政合同，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等，因其不是对交易关系的反映，因此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合同的范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赞成使用广义的合同概念。尤其应当看到，如果在统一合同法中采纳广义的合同概念，则根本不能确定该法特定的规范对象和内容，统一合同法也将成为无所不包的、内容庞杂、体系混乱的法律，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最狭义的合同概念将合同视为民法的范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一观点将合同仅限于债权合同，认为合同只是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显然将合同的定义限定得过于狭窄，如采纳此概念将会严格限制统一合同法的规范对象，并使许多民事合同关系难以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具体来说，第一，在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许多合同如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承包合同等，并非债权合同。由于这些合同旨在设立、变更、移转物权，因此在德国法中称为物权合同。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虽不承认物权合同的概念，但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合同确实具有不同于一般债权合同的特点。〔7 〕假如因为这些合同非为债权合同而不应作为合同对待，且不应受统一合同法调整，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合同本质上仍然是反映交易关系的，理所当然应受到合同法的调整。第二，在民法中，一些共同行为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等，也不是纯粹的债权合同。早在1892年，德国学者孔兹（Kun-ze）就已提出，应将契约行为和合同行为分开，双方法律行为称为契约，而共同行为（如合伙合同）则称为合同。我国一些旧学者也曾指出了合同行为不同于一般契约行为的特点。〔8〕我们认为，合伙合同、 联营合同等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合同之处在于，当事人订立这些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发生债权债务关系，而在于确定共同投资、经营或分配盈余等方面的关系。然而，由于这些合同本质上仍然是反映交易关系的，因此当然应受合同法的调整。第三，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许多新的合同关系将应运而生，为了使各种新的合同均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就必须扩大民事合同的内涵及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而不能将合同仅限于债权合同的范畴。多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坚持认为承包合同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则（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必需的），足以说明了这一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民法通则》第58条关于“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的规定，实际上是采纳了狭义的合同概念，这一概念是科学的、合理的。统一合同法应继续采纳这一概念，而将各种反映平等主体之间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协议纳入统一合同法规范的对象之中。
二、关于合同自由原则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则。然而，我国合同立法是否已经采纳或应当采纳这一原则，学者对此曾有不同看法。
应当看到，我国自集中型的经济管理体制建立以来，由于强化指令性计划的管理和对经济的过多的行政干预，合同法律制度中一直强调以计划原则为主，合同自由原则基本上被摒弃。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虽强调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应遵循自愿、平等、协商互利原则，但该法仍强调合同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许多方面都必须遵守国家计划，或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可见，该法并未真正体现合同自由原则。据此，我国许多合同法教科书也只承认自愿和协商一致原则，而不承认合同自由原则。〔9〕
我们认为，统一合同法中应明确确认合同自由原则，并将其充分体现在各种合同法律制度和规范之中。而现行合同立法中所确认的平等、协商、等价有偿的原则尽管体现了合同自由的精神，但并未概括合同自由的全部内容。合同自由不仅仅体现在合同的订立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合同的内容和形式的确定、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转让乃至于违约的补救等许多方面。
为什么我国统一合同法应将合同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我们认为，确立合同自由原则是巩固改革成果，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需要。改革以来，随着指令性计划的适用范围的缩小，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日益受到尊重。1993年，立法机关修改原《经济合同法》，其中一项重要目的就是要确认改革以来在扩大当事人合同自由方面的成果。例如，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对原《经济合同法》涉及计划的10个条文删除了大部分条文中关于计划的规定，仅保留2 条关于计划的规定。尤其是将原来的第四条关于“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改为“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将原第七条关于“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规定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这就意味着，我国合同法已不再将计划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为了减少政府对合同关系的不必要干预，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也尽量减少了政府对合同干预的权力。可见，《经济合同法》修改的基本宗旨之一即在于扩大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这显然是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尊重市场主体所应享有的合同自由，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越充分，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越强，则交易将越活跃，市场也将随之得到发展，社会财富也将因此而增长。所以，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而以调整交易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合同法当然应以此作为其最基本的原则。可以这样说，检验统一的合同法是否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现实需要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在内容上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作为合同法上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应该在整个合同法规范和制度中得到体现，统一合同法贯彻合同自由原则，重点应解决如下问题：第一，在合同的成立和效力的认定方面，应尽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例如，不应规定合同的行政管理机关并使之享有确认合同效力的权力，对行政机关监督检查合同的权力也应作严格限制，以防止政府机关随意限制和干涉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第二，在合同内容的确定方面，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除了一些依据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性质决定所必须具备的条款以外，不能因为合同中不具备某些条款（如违约责任条款等），便简单地宣告合同无效。第三，在合同形式的确定方面，除了那些依据法律规定需要审批、登记的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以外，对口头合同的效力不应一概予以否认。只要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合同关系的存在和具体的合同内容，或者双方都承认合同关系及其内容的存在，则应当确认该口头合同的效力。第四，在合同的解除方面，应允许当事人在订约时约定合同解除权，在合同生效后，如果出现了约定的解除条件，允许享有解除权的一方通过行使约定解除权而解除合同。第五，在违约责任方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和损害赔偿条款的效力。如果约定的违约金与法定违约金不符，只要约定的数额并不是过高或过低，则应认为该约定有效。
三、关于合同的相对性
与合同的概念和合同自由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是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合同作为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只能发生在自愿订立合同的特定主体之间，这就产生了合同相对性规则。
所谓合同相对性，在大陆法中通常被称为债的相对性，它主要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出诉讼，也不应承担合同的义务或责任，非依法律或合同规定，第三人也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
统一合同法中是否应当强调合同的相对性规则，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许多学者对这一规则的重要性提出了怀疑，因为这一规则已经受到许多限制。一方面，由于债的保全制度的设立，使合同关系产生了对外效力，能够使合同债权对第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产品责任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法律和判例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扩大了合同关系对第三人的保护，要求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对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如产品使用人、占有人等）承担担保义务和责任。如德国法中的“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法国法中的“直接诉权”制度、美国法中的“担保责任”的，都已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规则。那么，合同相对性作为一项重要规则是否有必要在合同法中予以确认，确实值得探讨。我们认为，合同的相对性是由合同的本质特征以及合同自由原则决定的，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物权关系的重要特点在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债权的相对性与物权的绝对性原理，不仅确定了债权与物权的一项区分标准，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债权法与物权法的一些重要规则。例如，债权法中有关债的设立、变更、移转制度均应适用债的相对性规则，而物权法中的登记制度，物上请求权等制度是建立在物权的绝对性基础上的。可见，不理解债权的相对性，也就不可能理解债权法与物权法的各自特点及内在体系。
尤其应当看到，合同债权的相对性与物权的绝对性，决定了侵权行为法的内容、体系及与合同法的根本区别。由于合同债权乃是相对权，而相对权仅发生在特定人之间，它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Sozia-loypisch offenkundig keig）， 尤其是权利的实现须借助于义务人的履行义务的行为，因此合同权利人只能受到合同法的保护。而物权作为一种绝对权，能够而且必须借助于侵权法的保护才能实现，所以物权乃是侵权法的保障对象。侵权法正是在对物权等绝对权的保证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内容和体系。如果否定合同相对性将对民法的内在体系构成威胁。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确有必要强调合同相对性规则。目前，在许多涉及到第三人的合同案件中，合同相对性规则常常未得到严格遵守。例如，某些地方法院因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为保护本地当事人的利益，责令对合同当事人无任何返还和赔偿义务或与争议的标的无直接牵连的人作为第三人，并责令其代替债务人履行债务或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强调合同相对性规则，对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确定责任主体，依法处理合同纠纷，十分必要。
我们认为，在统一合同法中确认合同相对性，首先应当认识到合同相对性规则作为合同法的重要内容，在整个合同法中均应得到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合同相对性乃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由于合同相对性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准则，而是规范交易活动的极为重要的具体的行为准则，从而与原则又有区别。那么，统一合同法应确立哪些具体的合同相对性规则？我们认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规则：第一，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诉讼。第二，除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外，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第三，任何合同当事人未征得第三人的同意，不得为其设定合同上的义务。第四，合同中的债务人应对其法定代理人或辅助其履行合同债务的其他人在辅助履行义务中的过错行为负责。第五，在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合同债务不能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仍应首先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然后再向第三人追偿。第六，债务人只能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应向国家或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第七，除法律和合同另有规定外，第三人代替债务人履行债务，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债务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仍应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四、关于合同正义原则
制定一部21世纪的统一合同法，不仅仅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确认合同自由原则，同时，也应根据合同法的发展趋势，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的基础上，确认合同正义原则。
所谓合同正义，又称为契约正义，按照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契约正义系属平均正义，以双务契约为其主要适用对象，强调一方给付与他方的对待给付之间，应具等值性。〔10〕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合同正义等同于等价或对价的概念，虽不无道理，但对合同正义的内容的理解未免过于狭窄。合同正义既然是公平、平等、公正等伦理和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它不应该仅仅限于经济上的等价，还应当包括其它方面的内容。正如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罗尔斯所指出的，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11〕所谓合同正义，是指契约当事人应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缔约和履约，合同的内容应体现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合同当事人一方不能滥用其经济实力或权利而损害另一方利益。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
李彦
和谐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协调，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劳动关系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而社会和谐又是劳动关系稳定的体现与保证。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负面作用显现和制度的不完善，使劳动关系矛盾逐步凸显。劳动关系矛盾处理不好，会引发群体性、突发性矛盾，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十分重视以机制建设入手来协调劳动关系矛盾。
一、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协调好劳动关系矛盾的重大意义
劳动关系作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最基本的内容。社会和谐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的一切行为皆根源于利益。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人与人之间要和谐发展，就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地协调解决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矛盾的过程。一直以来，我们党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不断满足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要求，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出发点，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社会劳动关系基本趋于稳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人民群众经济要求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矛盾的最大特点，是职工群众对经济利益的更高要求，同时追求在社会利益关系中的相对公平。现阶段，职工群众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些不同阶层社会群众的正当利益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正确对待这些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这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这个关键时期里，如果妥善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反之，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各种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职工群众经济利益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劳动关系总体上是稳定协调的，但不可否认，现在许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大量存在，劳动关系矛盾激化，劳动争议和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从目前来看，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中，大量的表现在劳动关系问题上。因此，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协调好社会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劳动关系矛盾突出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但是，由于改革力度加大、层次加深，社会转型加快，由于法制还不够完备，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等因素，在一些地方，劳动关系不和谐稳定的现象客观存在着，不容我们忽视。其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配不公平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3]。但实际情况是各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是不公平的。作为最重要的劳动要素，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而资本和管理等要素却处于强势地位。职工收入偏低，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成为当前劳动关系矛盾中的主要问题。全国统计调查的情况表明，有65％左右的职工收入低于平均工资水平，在非公有制企业，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变成最高工资标准。经营者、管理者与职工的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不少企业还存在着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的现象，引起职工群众的强烈不满，由于这一原因引发的群体性矛盾事件不断增加。
2、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当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转岗，新增劳动力压力不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总体过剩，失业问题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不遵守《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把自主用工变为“自由用工”，想招聘就招聘，想辞退就辞退，自订“土政策”，滥用“试用期”，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视劳动合同为一纸空文，强迫工人长期加班加点，拖欠或拒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等；另外，一些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设备陈旧老化，无安全措施，工伤事故频发，职业病有增无减，使劳动者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所有这些，造成劳动关系矛盾突出，因劳动用工引发的争议案大量增加。有关统计显示，2001年—2003年，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年受理案件分别为15万件、18.6万件、22.63万件，平均年增幅达23%；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28%的幅度增长[4]。
3、公有制企业转改制过程中忽视保障职工权益。公有制企业转改制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情况：部分公有制企业借转制之机，大幅度裁减本企业老职工，雇佣新劳动力，使得越来越多被裁减的老职工转向非正规部门就业。职工在企业的就业周期缩短，稳定性降低。企业内的分配缺少制约、监督制度，不少企业在一些关系到职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不按民主程序办事，不尊重职工代表的意见和职工的民主权利，制度不规范，约束性少，随意性大。在一些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职工分流的方案和有关的经济补偿政策，不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或者征求工会的意见，强行推出。以上公有制企业转改制过程中没有维护和保障职工权益的情况造成群体性矛盾突出，群体上访、越级上访事件不断发生。
4、有些地方政府角色存在错位。作为政府，既要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发展地方的经济，增加税收和就业岗位；又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以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处理，将主要由劳动关系双方运用市场机制来自行调整，而政府则通过劳动标准的制定和劳动争议的处理来对这种运行加以宏观调控，实行“主体自行协商、政府适时调整”。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投资环境、优惠政策，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对一些企业违反劳动法规，明显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往往是有视无睹，甚至为其“开脱”。目前，个别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在权益遭到伤害时采取过激甚至非法手段，这固然是缺少法律意识的表现，但也反映了这部分群体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造成这种不信任，地方政府角色错位是其中重要原因。
三、以机制建设协调劳动关系矛盾的对策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把劳动关系引入和谐社会发展中，用稳定的劳动关系助推和谐社会建设，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根据党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在社会劳动关系领域加大工作力度，建立有效机制，推动和谐社会发展。
1、建立有效的价值引导机制。劳动关系作为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机制，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在全社会确立公平、公正的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职工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利益关系，对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劳动关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强大的思想舆论对人的价值观、社会道德的整合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因此，应当建立协调利益关系的舆论引导机制，充分发挥思想舆论在利益整合中的导向作用，引导广大群众正确看待由于客观能力、条件等不同而导致的利益分配差距的客观性，使广大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社会道德标准等与时代前进步伐相协调，推动社会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要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广大群众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使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道德要求，自觉地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2、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维护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是利益多元的社会。在社会层面，各种利益群体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以影响政策法规，以实现利益的协调。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沟通失灵必然导致民意堵塞，影响社会稳定。当前，我国的利益表达机制建设滞后于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我们应改变传统的封闭的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而代之以现代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这也是社会公平和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应加强宏观参与，站在整体的高度，建立和完善职工群众利益的表达维护机制，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建立和发展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政府，企业家组织代表企业，工会组织代表职工建立多层次的三方协调协商机制，政府、企业家组织和工会，通过相关机构和程序规则，就有关立法、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以及与劳动关系调整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的解决，相互沟通、平等交涉、共商对策、合作共事。在微观层面上，要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大力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等。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有效地解决劳动关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3、建立健全的权益保障机制。和谐社会不是无矛盾社会，劳动关系矛盾始终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各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关键是利益双方通过一定的机制，通过有序的利益竞争与抗衡，实现利益的协调，在某个阶段实现劳动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和谐。目前，资强劳弱的格局造成职工有些合法合理权益被剥夺；劳动要素与其它要素在权益争取上的力量被削弱：劳动要素有严重“廉价化”、“弱势化”倾向，结果是职工权益受到损害。因此需要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建立一种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机制，帮助其实现自身的合法利益，让他们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应逐步建立健全欠薪保障、工资支付、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及在企业破产或经营者逃匿的情况下劳动者能够获得及时救助等，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有效的监督管理表现为确保能够运用法律和制度的强制手段，对各种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约束；确保有一个良好的组织系统对各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越轨行为进行有效和及时的处理；确保能够对劳动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在管理政策和管理制度上进行调整、完善和创新。首先是加强执法检查。人大、政协等的执法检查涉及贯彻《劳动法》和《工会法》内容的，政府行政执法体系涉及劳动关系矛盾内容的，都构成劳动关系调节监督的依据，工会组织要积极主动参与。对社会潜规则使企业抵制劳动法规、公然侵犯职工法定权益的现象，必须以坚决的态度维护劳动法规和劳动合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其次是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司法审判程序；再次是建立劳动关系听证制度，以利于政府作出公正科学的决策。
5、建立良好的矛盾疏导机制。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但是，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有能力化解各种利益冲突的社会。建立良好的矛盾疏导机制，提高化解矛盾冲突的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要建立和完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法律法规，使化解社会利益冲突走向法制化轨道。要畅通民意反映渠道，运用教育、协商、调处方法，合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事件。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与人民群众的交流，增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沟通能力，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群众和谐相处的局面。
6、建立敏感的矛盾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科学的敏感的劳动关系矛盾预警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和预防重大纠纷和社会冲突的事件发生，能够及早抓住倾向性的问题在政策和工作目标上进行调整和校正，有效防止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事件蔓延扩大。因此要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劳动关系预警机制，运用预测、预审、预报、预控措施，及时掌握劳动关系不协调引发的社会经济矛盾，通过定期分析、信息反馈等措施，为党和政府决策和完善政策提供依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P8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P537
[3]《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P25，人民出版社出版
统一合同法制订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上）
2000年11月24日 14:13 王利明
合同法作为调整交易关系、维护交易秩序的法律，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规则。自1981年我国《经济合同法》颁布以来，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从而形成“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局面。围绕这三个合同法律，国务院及各部委又先后制定了一大批合同条例及规章，1986年《民法通则》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债和合同立法在走向完善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由于现行“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彼此间存在着内容重复、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尤其是缺乏规范合同关系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和制度。因此，我国合同立法还极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需要，有鉴于此，立法机关决定制定一部统一的合同法，使“三足鼎立”的合同立法趋于统一和完善。〔1〕 笔者在参与这项举世瞩目的、浩大的立法过程中，结合有关学说和司法实践，曾对一些统一合同法立法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思考，现将部分不成熟的想法发表于此，以求教于读者诸君。
一、关于合同的概念
合同概念的探讨是统一合同法的制订首先应解决的课题。讨论合同的概念并不在于单纯获得某种学理上和逻辑上的满足，而主要在于明确统一合同法的规范对象和内容。换言之，鉴于合同已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我国需要首先考虑统一合同法中的合同概念是什么？它应当包括哪些合同、规范哪些合同关系？
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合同的概念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广义的合同概念。此种观点认为，合同是指以确定各种权利与义务为内容的协议。换言之，只要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确定权利义务的协议均为合同，不管它涉及哪个法律部门和何种法律关系。因此，合同除应包括民法中的合同外，还包括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上的劳动合同、国际法上的国家合同等。二是狭义的合同概念。此种观点认为，合同专指民法上的合同，“合同（契约）是当事人之间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2 〕因此，凡是以确定民事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协议可称为合同。至于行政法、劳动法、国际法等法律中的合同，虽然名为合同，但和民事合同应该作严格区分。三是最狭义的合同概念，此种观点认为，《民法通则》第85条关于“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的规定，并非认为合同统指所有民法上的合同。此处所称的“民事关系”应仅指债权债务关系。因为《民法通则》将合同规定在“债权”一节，且明定合同为发生债的原因（第84条）；我国民法不承认有所谓“物权行为”；在我国法律中非发生债权和债务关系的合意，如结婚和两愿离婚等，均不称其为合同。〔3〕因此合同只能是债权合同。〔4〕
我们认为，讨论合同的概念首先应当明确合同主要是反映交易的法的形式。〔5〕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6 〕所谓交易乃是指独立的、平等的市场主体就其所有的财产或利益进行的交换。交易包括了商品的转手、财物的互易、利益的交换等各种方式，其法律形式就是合同。如果将合同限定为主要反映发生在民事主题之间的交易关系的形式方面，那么反映行政关系的行政合同，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等，因其不是对交易关系的反映，因此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合同的范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赞成使用广义的合同概念。尤其应当看到，如果在统一合同法中采纳广义的合同概念，则根本不能确定该法特定的规范对象和内容，统一合同法也将成为无所不包的、内容庞杂、体系混乱的法律，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最狭义的合同概念将合同视为民法的范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一观点将合同仅限于债权合同，认为合同只是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显然将合同的定义限定得过于狭窄，如采纳此概念将会严格限制统一合同法的规范对象，并使许多民事合同关系难以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具体来说，第一，在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许多合同如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承包合同等，并非债权合同。由于这些合同旨在设立、变更、移转物权，因此在德国法中称为物权合同。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虽不承认物权合同的概念，但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合同确实具有不同于一般债权合同的特点。〔7 〕假如因为这些合同非为债权合同而不应作为合同对待，且不应受统一合同法调整，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合同本质上仍然是反映交易关系的，理所当然应受到合同法的调整。第二，在民法中，一些共同行为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等，也不是纯粹的债权合同。早在1892年，德国学者孔兹（Kun-ze）就已提出，应将契约行为和合同行为分开，双方法律行为称为契约，而共同行为（如合伙合同）则称为合同。我国一些旧学者也曾指出了合同行为不同于一般契约行为的特点。〔8〕我们认为，合伙合同、 联营合同等不同于一般的债权合同之处在于，当事人订立这些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发生债权债务关系，而在于确定共同投资、经营或分配盈余等方面的关系。然而，由于这些合同本质上仍然是反映交易关系的，因此当然应受合同法的调整。第三，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许多新的合同关系将应运而生，为了使各种新的合同均纳入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就必须扩大民事合同的内涵及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而不能将合同仅限于债权合同的范畴。多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坚持认为承包合同应适用合同法的规则（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必需的），足以说明了这一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民法通则》第58条关于“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的规定，实际上是采纳了狭义的合同概念，这一概念是科学的、合理的。统一合同法应继续采纳这一概念，而将各种反映平等主体之间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协议纳入统一合同法规范的对象之中。
二、关于合同自由原则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则。然而，我国合同立法是否已经采纳或应当采纳这一原则，学者对此曾有不同看法。
应当看到，我国自集中型的经济管理体制建立以来，由于强化指令性计划的管理和对经济的过多的行政干预，合同法律制度中一直强调以计划原则为主，合同自由原则基本上被摒弃。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虽强调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应遵循自愿、平等、协商互利原则，但该法仍强调合同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许多方面都必须遵守国家计划，或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可见，该法并未真正体现合同自由原则。据此，我国许多合同法教科书也只承认自愿和协商一致原则，而不承认合同自由原则。〔9〕
我们认为，统一合同法中应明确确认合同自由原则，并将其充分体现在各种合同法律制度和规范之中。而现行合同立法中所确认的平等、协商、等价有偿的原则尽管体现了合同自由的精神，但并未概括合同自由的全部内容。合同自由不仅仅体现在合同的订立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合同的内容和形式的确定、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转让乃至于违约的补救等许多方面。
为什么我国统一合同法应将合同自由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我们认为，确立合同自由原则是巩固改革成果，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需要。改革以来，随着指令性计划的适用范围的缩小，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日益受到尊重。1993年，立法机关修改原《经济合同法》，其中一项重要目的就是要确认改革以来在扩大当事人合同自由方面的成果。例如，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对原《经济合同法》涉及计划的10个条文删除了大部分条文中关于计划的规定，仅保留2 条关于计划的规定。尤其是将原来的第四条关于“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改为“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将原第七条关于“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的规定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这就意味着，我国合同法已不再将计划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为了减少政府对合同关系的不必要干预，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也尽量减少了政府对合同干预的权力。可见，《经济合同法》修改的基本宗旨之一即在于扩大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这显然是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尊重市场主体所应享有的合同自由，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越充分，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越强，则交易将越活跃，市场也将随之得到发展，社会财富也将因此而增长。所以，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而以调整交易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合同法当然应以此作为其最基本的原则。可以这样说，检验统一的合同法是否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现实需要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是否在内容上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作为合同法上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应该在整个合同法规范和制度中得到体现，统一合同法贯彻合同自由原则，重点应解决如下问题：第一，在合同的成立和效力的认定方面，应尽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例如，不应规定合同的行政管理机关并使之享有确认合同效力的权力，对行政机关监督检查合同的权力也应作严格限制，以防止政府机关随意限制和干涉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第二，在合同内容的确定方面，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除了一些依据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性质决定所必须具备的条款以外，不能因为合同中不具备某些条款（如违约责任条款等），便简单地宣告合同无效。第三，在合同形式的确定方面，除了那些依据法律规定需要审批、登记的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以外，对口头合同的效力不应一概予以否认。只要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合同关系的存在和具体的合同内容，或者双方都承认合同关系及其内容的存在，则应当确认该口头合同的效力。第四，在合同的解除方面，应允许当事人在订约时约定合同解除权，在合同生效后，如果出现了约定的解除条件，允许享有解除权的一方通过行使约定解除权而解除合同。第五，在违约责任方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和损害赔偿条款的效力。如果约定的违约金与法定违约金不符，只要约定的数额并不是过高或过低，则应认为该约定有效。
三、关于合同的相对性
与合同的概念和合同自由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是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合同作为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只能发生在自愿订立合同的特定主体之间，这就产生了合同相对性规则。
所谓合同相对性，在大陆法中通常被称为债的相对性，它主要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出诉讼，也不应承担合同的义务或责任，非依法律或合同规定，第三人也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
统一合同法中是否应当强调合同的相对性规则，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许多学者对这一规则的重要性提出了怀疑，因为这一规则已经受到许多限制。一方面，由于债的保全制度的设立，使合同关系产生了对外效力，能够使合同债权对第三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产品责任的发展，许多国家的法律和判例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扩大了合同关系对第三人的保护，要求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对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如产品使用人、占有人等）承担担保义务和责任。如德国法中的“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法国法中的“直接诉权”制度、美国法中的“担保责任”的，都已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规则。那么，合同相对性作为一项重要规则是否有必要在合同法中予以确认，确实值得探讨。我们认为，合同的相对性是由合同的本质特征以及合同自由原则决定的，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合同关系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物权关系的重要特点在于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债权的相对性与物权的绝对性原理，不仅确定了债权与物权的一项区分标准，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债权法与物权法的一些重要规则。例如，债权法中有关债的设立、变更、移转制度均应适用债的相对性规则，而物权法中的登记制度，物上请求权等制度是建立在物权的绝对性基础上的。可见，不理解债权的相对性，也就不可能理解债权法与物权法的各自特点及内在体系。
尤其应当看到，合同债权的相对性与物权的绝对性，决定了侵权行为法的内容、体系及与合同法的根本区别。由于合同债权乃是相对权，而相对权仅发生在特定人之间，它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Sozia-loypisch offenkundig keig）， 尤其是权利的实现须借助于义务人的履行义务的行为，因此合同权利人只能受到合同法的保护。而物权作为一种绝对权，能够而且必须借助于侵权法的保护才能实现，所以物权乃是侵权法的保障对象。侵权法正是在对物权等绝对权的保证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内容和体系。如果否定合同相对性将对民法的内在体系构成威胁。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确有必要强调合同相对性规则。目前，在许多涉及到第三人的合同案件中，合同相对性规则常常未得到严格遵守。例如，某些地方法院因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为保护本地当事人的利益，责令对合同当事人无任何返还和赔偿义务或与争议的标的无直接牵连的人作为第三人，并责令其代替债务人履行债务或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强调合同相对性规则，对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确定责任主体，依法处理合同纠纷，十分必要。
我们认为，在统一合同法中确认合同相对性，首先应当认识到合同相对性规则作为合同法的重要内容，在整个合同法中均应得到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合同相对性乃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由于合同相对性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准则，而是规范交易活动的极为重要的具体的行为准则，从而与原则又有区别。那么，统一合同法应确立哪些具体的合同相对性规则？我们认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规则：第一，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诉讼。第二，除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外，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第三，任何合同当事人未征得第三人的同意，不得为其设定合同上的义务。第四，合同中的债务人应对其法定代理人或辅助其履行合同债务的其他人在辅助履行义务中的过错行为负责。第五，在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合同债务不能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仍应首先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然后再向第三人追偿。第六，债务人只能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应向国家或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第七，除法律和合同另有规定外，第三人代替债务人履行债务，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债务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仍应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四、关于合同正义原则
制定一部21世纪的统一合同法，不仅仅应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确认合同自由原则，同时，也应根据合同法的发展趋势，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的基础上，确认合同正义原则。
所谓合同正义，又称为契约正义，按照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契约正义系属平均正义，以双务契约为其主要适用对象，强调一方给付与他方的对待给付之间，应具等值性。〔10〕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合同正义等同于等价或对价的概念，虽不无道理，但对合同正义的内容的理解未免过于狭窄。合同正义既然是公平、平等、公正等伦理和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它不应该仅仅限于经济上的等价，还应当包括其它方面的内容。正如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罗尔斯所指出的，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11〕所谓合同正义，是指契约当事人应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缔约和履约，合同的内容应体现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合同当事人一方不能滥用其经济实力或权利而损害另一方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