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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


　　
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１４号）

　　《广东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已由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地质环境保护和管理，合理利用地质资源，防治地质灾害，保障公共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管理、地质灾害防治、地质遗迹保护和利用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地质环境，是指人类活动所涉及的各种岩体、土体、地下水、矿藏以及地质遗迹等地质要素的总和。　　本条例所称地质灾害，是指由自然产生或者人为诱发的对环境及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地质现象，主要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　　本条例所称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环境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责任制，并将地质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地质环境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地质遗迹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等应当符合地质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有关规定，安排地质灾害调查、预防和治理经费，并纳入年度计划和财政预算。　　

第二章　地质环境监测

　　第七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和地质环境保护的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并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监测网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质环境监测工作，鼓励、扶持地质环境监测的科学研究，逐步提高地质环境监测水平。

　　第八条　地质环境监测机构对地质灾害、地质遗迹以及有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施工现场实施监测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

　　第九条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动态监测，并将观测资料和监测结果报告所在地地质环境监测机构。　　开采地下水、地热水、矿泉水的，应当遵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并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对水位、水量、水温、水质进行长期观测，将观测资料和监测结果报告所在地地质环境监测机构。

　　第十条　实行地质灾害防治预报制度。地质灾害预报由当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本级人民政府发布。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破坏用于地质灾害监测的场地、设施和标志。确需占用或者移动监测场地、设施和标志的，必须征得地质环境监测机构同意并承担相应费用。　

　第三章　地质灾害防治

　　第十二条　地质灾害防治实行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的方针。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年度地质灾害防灾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划定的地质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予以公布，并在地质灾害危险区边界设立明显的警示标志。　　在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巡查。在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区域周围，设立警示标志和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

　　第十五条　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禁止工程建设、采矿、伐木、开垦、削坡、采石、取土，堆放渣石、弃土，抽吸或者疏排地下水等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活动。　　擅自批准前款规定活动的，上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撤消其批准文件。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在申请建设用地时，提供相应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第十六条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承担，并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程建设诱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二）工程建设本身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危险性；　　（三）综合评估结论及建议采取的措施。　　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应当真实、客观，并对评估结论负责。

　　第十七条　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机构，必须依法取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格和资质证书。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资格和资质证书。　　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及监理的单位承接项目任务，应当到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项目登记备案手续。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竣工后，应当有当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参与验收。

　　第十八条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实行监理制度。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监理必须由具有地质灾害防治监理资质的机构承担。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监理单位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合同规定，独立、公正履行监理职责。

　　第十九条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临时性的地下或者地表岩土挖掘作业，抽吸或者疏排地下水的，应当设立地面变形观测点，并制定防治地面变形和塌陷的措施。

　　第二十条　在危险斜坡或者大于五米松散土层构筑二级（含二级）以上永久性建筑物的，必须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纳入设计书同时设计。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没有竣工的，建设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一条　采矿权人应当将地质环境治理作为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的必要内容，并作为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合同书的必备条款。采矿权人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治理责任的，由矿山所在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费用由采矿权人承担。

　　第二十二条　开采地下水、地热水、矿泉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防止过量开采造成污染或者地面沉降。

　　第二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发现地质灾害发生后，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有关人民政府和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抢险救灾及灾害监测和调查。

　　第二十四条　地质灾害的成因由地质灾害发生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勘查认定。　　自然形成的地质灾害，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治理。　　人为诱发的地质灾害，由诱发的单位或者个人负责治理。诱发的单位或者个人无法组织治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治理，治理费用由诱发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四章　地质遗迹保护

　　第二十五条　下列地质遗迹应当予以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非法挖掘、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　　（一）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地质剖面、人类史前古生物化石分布区；　　（二）具有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的奇特地质地貌景观；　　（三）具有特殊学科研究和观赏价值的岩石、矿物、宝玉石及其典型产地；　　（四）具有独特医疗、保健作用或者科学研究价值的温泉、矿泉、泥泉；　　（五）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典型地质灾害遗迹；　　（六）需要保护的其他地质遗迹。　　前款所列的地质遗迹由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并设立标志。　　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压覆、破坏地质遗迹。

　　第二十六条　地质遗迹类型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尚未建立保护区的，由地质遗迹所在地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开发利用地质遗迹进行参观、旅游活动应当按照“积极保护、合理开发”的原则，遵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防止地质遗迹被破坏和污染，并缴纳地质遗迹使用费。　　地质遗迹使用费应当专项用于地质遗迹保护和管理，其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由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拒绝向有关地质环境监测机构提供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监测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补交监测资料；逾期不补交的，予以警告，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占用或者破坏用于地质灾害监测的场地、设施和标志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地质灾害危险区进行工程建设、采矿、伐木、开垦、削坡、采石、取土，堆放渣石、弃土，抽吸或者疏排地下水等可能诱发地质灾害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评估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虚假评估结论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移送评估资格核准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相应资格和资质而擅自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或者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在监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防治工程事故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移送监理资格核准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过量开采造成严重污染、地面沉降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开采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为诱发地质灾害的责任者不履行治理责任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履行，逾期仍不履行的，除责令其承担全部治理费用外，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非法挖掘、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地质遗迹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地质遗迹被破坏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造成地质遗迹被破坏或者污染的，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止经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未按规定发布地质灾害预报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未按规定公布地质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并在地质灾害危险区边界设立明显警示标志的；未按规定巡查或者设立警示标志和采取避险措施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擅自批准在地质灾害危险区进行可能诱发地质灾害活动的；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将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发包给没有勘查、设计、施工、监理资格的单位的；　　（五）对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造成地质遗迹被破坏或者污染的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地震灾害的防御管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论证明责任的本质

周 成 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本文认为，证明责任的本质问题是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它应当与证明责任如何分配区分开来。通过对各种克服真伪不明方法论的讨论，文章认为，证明责任的本质就是法律拟制；另外，不存在一种完美无缺的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应当淡化证明责任本质问题的讨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证明责任的分配上。
关键词：证明责任；本质；克服真伪不明；方法论。

“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由此可见证明责任的重要性。由于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改革是以证据制度为核心的。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有关证明责任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不断涌现，① 但大多仍停留在对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的讨论上，而对证明责任本质问题鲜有提及者。笔者不揣冒昧，拟于本文中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敬请同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所称证明责任是指在案件口头辩论结束以后，当事人因要件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法院不认可相当于该事实的构成要件的法律发生效力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益。它与提供证据责任相对应。
众所周知，法官在法律适用上有三个任务，即：第一，他必须了解和认识客观的法律，以便确认他所作出的裁判是否能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中找到根据；第二，他必须将具体的案件事实与客观法律规范联系起来。其方法是：将诉讼中的事实主张与实体法所规定的该主张之法律效果发生所依赖的条件进行比较，并确认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吻合的。最后，审核诉讼主张的真实性，并寻找该案件事实情况的真实性。只有当所主张的事实情况与该主张效果之发生所依赖的条件相吻合时，他才能支持当事人的权利保护请求，反之，他就必须驳回当事人权利保护请求。
但是上述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事实要件的大前提与要件事实这个小前提而推出结论的三段论式法律适用横式，是以案件事实能够被证明（包括证实为真或证实为伪）为前提的。如果作为推理小前提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推理就不能进行。另外，囿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受人类认识活动的特点（一种回溯活动）及有关诉讼制
① 我国学者陈刚教授在其《证明责任法研究》一书的第二部分“证明责任法”中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我国大陆地区最早对证明责任的本质问题进行论述的著作。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65页。
度的制约，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永远是不可能被完全排除的。
当诉讼中出现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所面临的问题与当事人是不同的。对法
官来说，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其职责是解决如何适用法律，为此，他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真伪不明时作出裁判的合法性何在：第二，法官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规范作出裁判的；第三，证明责任规范在克服真伪不明系论中的地位如何。而当事人面临的是由谁来承担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所带来的诉讼后果，即证明责任如何分配或证明责任判决的内容是什么。由此可见，证明责任是为法官而设置的，克服真伪不明是法官的责任。那么，法官又是如何克服真伪不明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把证明责任判决问题的三个阶段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这是讨论克服不伪方法的前提。[1] 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是否需要承担裁判义务，它解决证明责任制度设置的目的；第二阶段，法官克服真伪不明的裁判方法论是什么，它回答的是证明责任的本质；第三阶段，真伪不明时证明责任如何分配。

二、克服真伪不明的诸种方法及其评价
（一）经验强制
此法要求法官依据证明评价强制性地认定事实。此说认为，只要法官的自由证明评价仍起作用，证明责任的主宰就告结束，因为诉讼的一切情况会促使法官认为是某种情况的盖然性比是另一种情况的盖然性大，并且法官可以通过宣誓来补充对盖然性的心证。[2]
很显然，这种要求强制性地认定事实的观点对法官的感知能力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这样的强制也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法官判决的说明力和可信度，并可能使其背上恣意的恶名。其次，此说混淆了自由的证明评价和证明责任判决（按照证明责任进行判决）的适用领域。自由的证明评价教导法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诉讼主张的真实与否，从诉讼的整个过程中获得自由的心证；证明责任判决则指示法官，即使自由的证明评价使自己一无所获，也不能不作出判决。自由的证明评价王国停止之时，正是证明责任的统治开始之时。[3]最后，这种观点曲解了自由心证的本意，它肆意地要求法院在没有获得对事实的心证之时仍必须作出判决。
（二）采用无实质既判力的判决
由于法官在真伪不明时不得拒绝裁判，所以，便有人考虑到了真伪不明时驳回原告起诉。但是，这样的判决从形式上看是结束了纷争，而且也可以视为实体判决，因为驳回起诉并非是缺少程序法要件之故。尽管从外部来看，这种驳回起诉与基于其他原因的驳回起诉一样否认了原告的主张，但由于其驳回的理由只是法官对原告的权利之形成的事实主张不能形成心证，并不意味着原告的事实依据的反面是成立的，因此它缺少实质性内容。而且这种无实体内容的判决，也根本不可能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实质既判力，因此它不能阻止当事人以同样的理由另行起诉，它并未真正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三）通过不适用法律规范来判决
1、证明说
此说为德国学者莱昂哈特所首倡。这种观点将法律后果与要件事实的可证明性联系了起来，而不是与事实的（客观）存在相联系；它强加给实体法规范以一种纯粹的程序法内涵，并且把证据调查的三分结果（被证明，真伪不明，被驳回（未被证明））减至二分（被证明，未被证明（包含真伪不明）） [4]
然而，诉讼是否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取决于具体场合的各种因素。倘若一般地让每条实体法规范的存在均取决于具体场场合的各种因素，那就意味着实体法无独立地位。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说证书证明的某项权利在找不到证明时消失了，而在重新找到时它又恢复存在了。所以实体法并非以具体情况下的可证明性为前提，相反，它是一种抽象而一般的独立存在，可证明性并非实体法规范的要件之一。② 另外，如果象证明法那样将实体法律关系理解为诉讼上的关系，那么在逻辑上就可以引申出下列结论：法官首先通过调查证明，然后才通过判决“创造”了法律，而若不能向法官证明请求权存在，则实体法上的法律要件就未完成（未被制定）。也就是说，仅仅在诉讼中才存在有效的实体法规范，在诉讼之外对实体法规范的适用及其作用，不过是后来产生的诉讼结果的预演而已。当然，这种观点看到了诉讼中的法官造法，看到了实质性判决对实体法的影响，但随即又违背逻辑地把实体法限制在具体的诉讼之中，将实体法“粘贴”在具体诉讼中的各种因素上，使得人类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古日尔曼时代。 [5]
2、不适用规范说
比说是德国学者罗森贝克在其著名的《证明责任论》一书中提出来的。罗氏认为证明责任问题仅存在于法官演绎推理的小前提之中，只有法官对法律规范的前提要件的存在获得肯定的心证时，才能适用该规范；当法官获得前提要件不成立的心证或对前提要件是否存在仍有疑向时，就不能适用法律规范，因为这种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是由依据该法律规范提出诉讼主张的那一方当事人来承担的。罗氏还认为，证明责任仅仅是当真伪不明时不适用法律规范（不是不进行法律推理）的一个结果，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证明责任规范不仅存在，而且应用证明责任规范可以克服其伪不明。[6 ]
由此可见，罗氏正确区分了“被驳回”和“真伪不明”，并且他认为，在真伪不明时也可以不从内容上适用法律规范，真伪不明与被驳回可以被同等看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跨出最后一步——未能解释清楚授权法官可以这样做的充分理由。
（四）通过证明责任规范来判决

②当把真伪不明纳入法律要件事实时，如我国《民法通则》第23条将生死不明达一定期限作为当事人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的原因，也作为法官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的理由，而不管该以民是否已实际死亡。这时，可证明性就成了法律规范的要件之一。

经过潜心研究和理论争鸣，学者们意识到在真伪不明条件下，试图不借助辅助手段或者仅以纯粹的证明责任规范来克明真伪不明是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的。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借助于辅助手段来解决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问题，这种辅助手段就是证明责任规范。这种规范不是纯粹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相反它指的是一种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规范，一种共同的克服真伪不明的法律适用规范。根据内容的不同，这种规范可分为以下几种。
1、莱波尔特的特别规范说
莱波尔特认识到当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进行法律推理是不可能的，为了克服真伪不明，有必要设置一些特别规范，例如证明责任规范。它以真伪不明为内容，其法律后果是对作为其前提要件真伪不明的法律要件满足或不能满足的拟制。而拟制的法律后果为，通过证明责任规范使一种情况（真伪不明）与另一种情况（事实被认定存在或不存在）在结果上等效，尽管两种情况可能并不一样。 [7]
但是，莱氏认为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问题与对争议风险的内容分配一并包括在其证明责任规范之中。这样，他就不仅背离了实体法中的证明责任规范（只是分配不利后果而并未从方法论上指示法官如何适用法律）。而且倘若不存在证明责任基本规范，那么就必须针对每一个实体法规范的法律要件事实规定一个同样性质的特别的证明责任规范，于是，法律规范的数量就会成倍增加。另外，由于证明责任规范与实体法的分离，导致了证明责任的“软化”，证明责任就成为一种无形式拘束力的存在，只要有合理的理由，随时可以被改变，而这并不违背实体法，困为这样做并未改变实体法自身。
2、穆兹拉克的消极规则说
穆兹拉克认为证明责任规范的要件事实就是真伪不明，其法律后果是对某个法律要件的拟制（为不存在）。这种将真伪不明拟制为不存在的证明责任规范是一种贯穿于整个证明责任规则的基本原则，穆氏称之为消极规则。这种克服真伪不明的消极规则与对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的分配是分开的。 [8]
依照此说的确可以避免因适用复数规范（证明责任规范和实体法规范）所产生的交错现象，然而，穆氏又主张由于证明责任判决的内容受制于实体法，所以没有必要再强调证明责任规范的独立性。显而易见，这与他同时赞成的证明责任规范独立论的观点自相矛盾。另外，根据此说也无法克服认为是规范说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腱，意为‘致命的弱点’）的权利根据规定与权利障碍规定之问的区分问题。由于穆氏批评了通过导入证明责任规范来区分权利根据规定与权利障碍规定的做法，因此他就只得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立于实体法规范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如此一来，就导致了此说内部的不和谐：在他的系统中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证明责任规范，一为消极规则，它从理论上克服真伪不明，它将要件拟制为不存在，另一为包括一切在真伪不明情形下将要件拟制为存在的，作为证明责任规范之“特别规则”的规范。虽然穆氏看到了罗森贝克不适用规范说的缺陷所在，但他在对之进行批判后却止步不前了，没有进一步对克服真伪不明规范和证明责任（分配）规范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关系作出充分的说明。[9]
（五）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
普维庭将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与证明责任判决的具体内容严格区分开来，将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称为“操作规则”，其实质内容是虚拟，虚拟的是某个待适用规范的法律要件是否得到了满足，即虚拟某个要件事实存在与否，根据具体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同，这种虚拟有时是肯定的虚拟，有时又是否定的虚拟。这种操作规则的本质是什么呢？普氏的回答是：一种方法论，是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它不具备法律规范特征，并且也不能够纳入法律规范之中。至于这种操作规则的依据，普氏认为可以从禁止阻碍司法和司法救济请求权中找到。 [10]
对于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日本学者吉野正三郎认为它虽然将真伪不明时实现裁判的理论装置与证明责任分配作了明确区分，但它过于抽象化，只不过是一个为说明处理单纯的真伪不明事项的道具，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11]
另外，以操作规则说为中介的普维庭的证明责任理论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对此，穆兹拉克举例进行非常严谨的反驳。譬如，对于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 ③提出的赔偿请求，当该法规的构城要件——过失处于真伪不明时，法官该如何判决呢？如果根据规范说（普维庭持的是修正规范说，大体可纳入规范说的范畴）的证明分配标准，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与此相反，对于依产品责任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判例则将过失的证明责任转换给了被告。但是，普维庭并没有就为何能够得出上述结论进行解释，他只是结论性地抛出了证明责任判决的结果。因此，对于过失为真伪不明时拟制为存在或不存在仍然是一个解释问题，任凭一个操作规则本身是无法充分解决问题的。 [12]
（六）证明责任法说
此说为我国学者陈刚教授所倡导。在其《证明责任法研究》一书中，陈刚教授指出，证明责任是指法院（法官）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适用的裁判规范，它是一种法律，在诉讼领域与其他民事实体法的性质和效力相同，属于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之归属的裁判规范。证明责任法是一种独立的裁判规范，它与被适用的法律规范属于同一法域。相对于成文实体法而言，证明责任法具有附属性和隐形性的特征（当然也有少量以成文法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明责任法）。除对争议较大的证明责任分配内容有加以制定法化的必要外，在原则上，应按照立法宗旨和法解释论，通过识别方式来构建证明责任法的体系。[13]
由上可见，证明责任法说试图揉和莱波尔特的特别规范说，穆兹拉克的消极规则说以及普维庭的操作规则说，它能够较好地解释真伪不明时的裁判方法论问题。但是，其证明责任法本身的性质是模糊的，该说既认为它是一种克服真伪不明的方法，又认为它是一种法律规范，且具有隐形性和附属性，其发现和适用必须通过法解释来进行。而解③《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