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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4号







《甘肃省集体合同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1年7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7月29日





























甘肃省集体合同条例








2011年7月29日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和保障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明确集体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职工一方进行集体协商，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集体合同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集体合同，是指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通过双方集体协商订立的书面协议。




第四条　订立集体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诚实守信和平等协商的原则。




第五条　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




集体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用人单位与职工个人订立的劳动合同，其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约定的标准。




通过劳务派遣单位招用的职工，享有与用人单位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的权利，享受用人单位集体合同约定的各项待遇。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研究解决集体合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和落实。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集体合同工作的监督管理，对集体合同争议依法协调和处理。




第七条　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应当指导、帮助职工一方订立集体合同，对集体合同的履行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参与集体合同争议的协调处理。




工商业联合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指导、帮助和督促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集体合同，参与集体合同争议的协调处理。




第二章　集体协商代表




第八条　集体协商代表（以下称协商代表），是指按照法定程序产生，代表本方利益进行集体协商的人员。




双方协商代表的人数应当对等，每方不少于三人。




第九条　职工一方的协商代表，由本单位工会选派产生；未建立工会组织的，由上级工会指导职工民主推举并经半数以上职工同意。




用人单位的协商代表，由法定代表人确定。




协商双方可以委托本单位以外的专业人员担任本方协商代表,但委托人数不得超过本方协商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一。




双方协商代表不得相互兼任。专职或者兼职工会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用人单位的协商代表。




第十条　协商双方应当各确定一名首席协商代表。




职工一方的首席代表，由是协商代表的工会主席担任；未建立工会组织或者工会主席不是协商代表的,首席协商代表由职工一方协商代表推举产生。




用人单位首席协商代表由法定代表人或者由其书面委托的协商代表担任。




第十一条　协商代表履行职责的期限，由被代表方确定，但最长至集体合同期满时为止。




第十二条　协商代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收集与集体协商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二)征求本方人员意见，回答询问;




(三)参加集体协商;




(四)参加集体协商争议的处理;




(五)监督集体合同的履行；




(六)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首席协商代表除履行以上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召集和主持集体协商会议;




(二)向本方人员公布集体协商情况;




(三)向对方提供与集体协商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四)在集体协商会议纪要、集体合同及其相关文件上签字。




第十三条　协商代表应当遵守协商纪律，保守相关秘密。




第十四条　协商双方可以更换其指派、选派或者委托的协商代表。




协商代表损害被代表人利益、不履行职责、无法胜任工作的，可以撤销其代表资格。




协商代表空缺应当及时补充，并在下一次协商会议召开的五日前通知对方。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协商代表履行职责必需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协商代表履行职责占用工作时间的，其工资、奖金及各项福利不受影响。




第十六条　职工担任协商代表期间，用人单位非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不得调整其工作岗位或者免除其职务，但经本人同意的除外;不得单方面变更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得降低其待遇。




职工一方协商代表劳动合同期满的，其劳动合同期限顺延至完成履行代表职责之时。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能延长的，或者本人自愿不延长的除外。




第三章　集体协商的内容和程序




第十七条　职工一方和用人单位应当就下列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进行平等协商：




(一)劳动报酬;




(二)工作时间;




(三)休息休假;




(四)劳动安全卫生;




(五)保险福利;




(六)女职工特殊保护;




(七)职工培训;




(八)劳动管理制度;




(九)劳动定额;




(十)经济性裁员;




(十一)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时，职工工资性收入、保险福利等权益的保障办法;




(十二)集体合同的协商程序、协商资料的提供、集体合同的适用范围及有效期限;




(十三)集体合同变更、解除、终止的条件和违约责任；




(十四)双方认为需要协商的与劳动关系有关的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集体协商所需资料主要包括：用人单位章程、财务报表、劳动定额标准和工资支付情况、劳动生产率和人工成本情况、纳税和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等与集体协商相关的生产经营资料。




第十九条　协商双方均可以向对方以书面形式提出进行集体协商、订立集体合同的要求。一方提出协商要求，另一方应当自收到协商要求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予书面答复，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者拖延协商。




职工一方可以通过工会向用人单位提出协商要求;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由其上级地方工会或者行业工会指导职工推举代表提出协商要求。




用人单位可以向本单位工会提出协商要求；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向单位所在地地方工会或者行业工会提出协商要求。




第二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拒绝或者拖延协商：




(一)对对方提出的协商内容、时间、地点和方式不予及时回应的；




(二)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协商所需资料的；




(三)一方协商代表拒不履行职责使协商无法进行的。




第二十一条　集体协商主要采取协商会议的形式，会议召集人由双方首席协商代表轮流担任。




集体协商会议应当形成会议纪要，由双方首席协商代表签字确认。




第二十二条　协商会议前双方应当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一)商定协商的议题、时间、地点等;




（二）收集与协商议题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三）了解与协商议题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




（四）共同确定一名非协商代表担任记录员；




（五）其他需要准备的工作。




第二十三条　协商达成一致的，由用人单位在七日内形成集体合同文本草案，并由双方首席协商代表在草案文本上签字确认。协商未达成一致的，双方可以中止协商并商定下次继续协商的时间、地点等内容。




第四章　集体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




第二十四条　集体合同草案应当自双方首席协商代表签字后十日内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和表决。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或者职工出席，经应到会议代表或者职工的半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并由双方首席协商代表签字确认。




集体合同草案未获通过的，双方应当提出修改方案重新协商。重新协商达成一致的，应当在十日内再次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和表决。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集体合同订立后十日内，将集体合同文本及相关附件报送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报送的集体合同文本和相关附件办理登记手续并予以备案。




第二十六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对集体合同的下列内容进行审查：




(一)双方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集体协商是否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




(三)合同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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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思考
沈庆中

　　要实行依法治国，就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重要职权。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接受人大监督是确保正确司法、公正司法的重要前提，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强调人大监督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大的监督活动既是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一种合法活动，也就应当在宪法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合法的方式进行。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种超越此范围的“监督行为”——个案监督。笔者认为，个案监督存在一些弊端。理由如下：
一、个案监督缺乏宪法依据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处理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关系的准则。综观我国宪法，并未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法院的个案监督权(地方人大组织法与三大诉讼法中也都无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个案监督权的依据)。宪法的这一规定是各国通例，绝非疏漏所至。这是人大的特殊地位与职权所决定的。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并非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其工作就是着眼于总体与宏观方面的事项之决策与贯彻，而非负责具体的事务实施与执行。否则，将体现不出国家权力机关的特点，也必将使之陷于繁杂的具体事务而无法承担其重大的责任。李鹏委员长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也明确指出：“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是人大常委会进行工作监督的基本方式。”笔者认为：首先，人大对两院的监督是一种工作监督；其次，这种监督的基本方式为听取和审议两院的工作报告。
　　宪法规定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是宏观监督，应当是从总体上着眼于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对认为不合格的法官(包括院长)等提出质询、弹劾、罢免，而不是也无权就司法机关裁判的个案提出强求其改判的意见，并一定要司法机关予以接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只能是间接的，而不能是直接的。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当然，人大在对法院进行工作监督时，有时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具体案件，以此说明司法机关在执法中的偏差，但这与将个案监督作为一项专门制度，设立专门职权，设定专门程序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个案监督违背了独立审判原则
　　独立审判的实质，就是司法机关凭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对公正标准的认识等依法断案，而不能为任何机关所左右，更不有曲意迎合。如果司法机关在审判时要依据外界的观念进行，或裁判结果可能受到外界有权否定的威胁，何谈独立审判?如此，独立既已不存，公正必受影响。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正常的司法制度公正机制被毁。
　　个案监督制度，不是对法院判决一般地议论，而是使人大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法院之上的法院”，“有权”判定法院裁判的对错，并可据此判定要求人民法院作出处理(一般为改判)，这当然是一种越权行为，是一种违背独立审判原则的行为，在实践中就等同于人大可以左右法院的裁判，使得法院无法正常行使审判权。法官必须摆脱实际上可能或者使之有理由感到可能影响案件审判的各种因素。
三、个案监督动摇了司法最终裁判权，破坏了法治的权威
　　司法最终裁判权，是世界公认的权威。凡是个案经过司法机关作出生效裁判，便是终审，非经法定程序由有权的司法机关改变，其他任何机关都必须接受，而无权改变。
　　法院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其判决权威性的普遍接受，无此便无法院的权威，也无法治的权威。因为，若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是可以怀疑的，是可以被他人动摇的，则国家法律权威何在?法治权威何在?个案监督必然导致一些人对法院的不信任心理，也必然诱导一些人利用之否定法院的生效裁判。这不仅动摇了司法最终裁判权，而且也破坏了法治固有的秩序与权威。澳大利亚前首席大法杰勒德·布伦南就认为：“法治取决于甚至可以说等于法院的公信力。摧毁公众对法院的信任，也就毁坏了法治的基础。”1实践也证明，个案监督造成了一部分当事人放弃合法的上诉权的申诉权，而去寻求个案监督之保护的现象。
四、个案监督违背了科学规律，不符合司法工作的特点
　　1?司法工作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只有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才能胜任，而不是一项人人可为的普通工作。而且，它还需要特殊的经验与智慧。目前，法官的职业化正成为一种广泛认同的趋势。
　　2?司法工作的首要特点在于程序性，司法公正的本质也在于程序公正。丢弃法定程序去追求公正，是缘木求鱼。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司法机关的办案程序与制度，包括预防裁判失误和失误后的补救都已有了较完善的规定。要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只要严格依法办理即可。个案监督制度，在法定程序之外又去寻找一种“法外程序”来保障公正司法，只会扰乱正常的司法程序。
　　3?对具体案件，社会各界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许多看法都可能是司法司法机关相左的，这些相左的意见，当然会有一些来自于各类国家机关(包括人大)。但司法机关只能凭借其自身对法律的理解、对事实的依法判定去断案，这是其职业准则的要求。若因为社会各界有没的看法便可提起个案监督，是无视司法判案行为的特点所产生的违反客观规律的行为。
　　4?人大无审判权，也无权判定案件对错，且人大也无法开庭审案。未经法定程序便作出可能为错案的结论，并予以个案监督，其准确性、权威性、合法性都无依据。
　　5?个案监督往往演变为律师监督法官。由于人大无足够的专业人才，基本上都是邀请律师参与个案监督，事实上形成了律师监督法官的情形，法官的行为是否合法，判案是否公正，一定程序上由律师判定，这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五、个案监督制度混淆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具体职能部门的职责，实际上降低了人大的权威。
　　依照宪法，我国各个司法机关之间已形成了良好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开展个案监督，表面上是增强了人大行使职权的刚性，但实际上是将之降低为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损害了其权威。而且这也破坏了制约的科学层次安排，混淆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对其负责的具体职能部门的职责，会引起国家各种权力运行的混乱。其结果必然会损害国家权力机关在总体、宏观方面职权的行使，因小而失大。可以想象，若真正实行个案监督，人大必然会陷入大量的具体案件而无力胜任。如果人大考虑自身能力，只对少量的案件进行个案监督，又会使得个案监督起不到作用，失去了意义。
六、个案监督不符合效率与经济原则
　　这可从以下方面看出：
　　1?使人大陷于本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的具体事务，而削弱其在更重要、全局性的事务中作用的发挥；
　　2?将正常的秩序闲置，不仅造成相应的机构、人员、程序制度的浪费，也使问题的解决拖延了时间；
　　3?所获得的监督效果与所投入的监督资源之比例不相称，极不经济。法院审理案件，本身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大再予以个案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反复，产生了大量的无效劳动。何况法院对案件的裁判，依照实体法与程序法进行，有严格的制约机制，应该说基本上都能做到公正、公平，违反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裁判毕竟是少数。实行个案监督后被确认为错案而改判的案件在实践中仅为极个别。这些案件本可依照法定的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可以说，个案监督是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七、个案监督不利于稳定社会关系
　　人大进行个案监督，使得已经解决的纠纷再度发生争议，不仅不利于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这种状况无论是对于权利主体还是社会公众都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个案监督制度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上设立的一种错误制度。设立个案监督的主要理由不外乎为：司法机关不断有错案发生(这已被不少事实证明)，司法工作中确实存在少数人的腐败现象，为了避免错案，杜绝腐败，就要实行个案监督。这种看法陷入了以下误区：
　　第一，追求无错案的理想化误区。殊不知，再缜密的法律，再严密的制度，再高素质的法官群体，也无法完全避免错案。
　　第二，重实体轻程序的误区。个案监督追求每个案件的公正，实则是追求个案的实体公正。要保障案件的公正，必须依靠严密的法定程序。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特征，任何违背程序科学、违反程序规范的行为，有时可能得一时一事之公正，但同时又是对程序公正的极大破坏。个案监督抛弃了法定的程序去另寻途径保障公正，是轻视司法程序的极端表现，是对法治的极大破坏。
　　第三，现有司法队伍不可依赖的误区。实行个案监督，前提是显然的，即现有的司法队伍无法做到公正司法，只有借助外部力量去保障司法公正。诚然，在司法队伍中有少数败类，但这是极其个别的。应该肯定，绝大多数司法工作人员都是恪尽职守的，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司法队伍的素质将越来越高。还要看到，任何一个部门、系统都不可能不出问题，不能一出问题便认为不可信任。我们承认司法工作中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也要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其原因并非仅在司法机关内部，解决之必须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而行。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充分尊重人民法院不可分割的审判权，准确理解独立审判原则的实质与意义，为公正司法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与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
　　1见《人民司法》1999年第3期第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