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抚顺市城市建设动迁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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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抚顺市城市建设动迁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
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抚顺市城市建设动迁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8月29日抚顺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7年9月27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决定
抚顺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抚顺市城市建设动迁管理暂行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抚顺市城市建设动迁管理暂行条例》作如下修改：
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市人民政府动迁主管部门根据本条例对城市建设动迁、安置、补偿工作实施管理和监督。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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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与法律之间的断想
足球运动起源于古代中国，兴于近世欧洲；法学的理念起源于古罗马，近世传入中国。足球是感性的运动，是人类内心挥之不去的暴力情节以较为文明的方式得以发泄，足球场上崇尚激情与力量的对抗；法学是理性的思索，是人类防止人类暴力情结无休止的宣泄而设立的一套规则体系，法庭是膜拜理性的圣殿，崇尚平等与正义的诉求。此二者在本质上看似并无内在的关联性，但是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内在自身的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进而使得足球与法学之间产生了某种表象抑或更深层次的关联。
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在球场内外球迷是足球的囚徒，在市民社会人亦是法律的囚徒。足球是一种大众的娱乐，诉讼其实本质上也只是一场游戏。足球在其娱乐性愈加凸现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的消费品，而诉讼在一些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样也成为了一种“高消费”的标的。在足球比赛的过程中双方球员就好比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裁判就好比法官，而足球就好比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标的。在足球比赛中球员们围着足球相互拼抢，不时的会出现犯规、假摔，同时裁判员居中公正地裁判，观众席的球迷们各显神通，用颜料在自己的脸上画出代表各自国家或者俱乐部的图案。法庭则是审判的剧场，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共同演绎的诉讼之戏，律师们唇枪舌剑、相互对抗，当事人相继陈述，提供对本方有利的证据、法官消极中立的裁判，不同的角色在法庭这一特殊的剧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宏观上看，如果把足球场视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将一支球队进行细致地划分，我们不难发现前锋队员一般扮演的是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角色，中场队员一般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后卫的角色一般是由司法机关的承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般行使的是社会管理职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行政行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近，离百姓的生活也更近。而立法机关之所以担任中场调度的角色，是因为它既可以监督行政机关也可以监督司法机关，并且通过立法来指导行政与司法的运行，有总揽全局的作用。司法机关向来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所当然的将成为后卫。而担任后卫角色的人往往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人，你防守出色时人们觉得这是你应当做到的，一旦防守出现失误，所有的批评声、叫骂声就会如洪水般的扑来，最终被民众的口水淹没。人们的视点往往集中在前锋队员的精彩过人和大力射门上，对于后卫防守水平一般的观众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加以分析和判断。有优秀的后卫时人们往往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一旦没有后卫，或者后卫与前锋的实力较为悬殊时，优秀后卫的重要性就会格外的凸现。皇家马德里队的防守一直以来都遭到各界人士的非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六大巨星”的存在使得前后场在实力上出现鸿沟。法律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保障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一旦出现差错，就往往遭来一片骂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法律，那将是何等混乱的局面。
从微观上讲，足球里往往有假球、有“黑哨”，法院的裁判中也往往存在着法官的肆意裁断、司法腐败等等问题。所谓之假球，也就是在双方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事先通过交涉或者默认的方式就比赛的结果达成实现的“共识”，所为之比赛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在法庭审理案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走过场”、“打假球”的行为。双方当事人的胜负其实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定下，法庭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走程序，做做戏罢了。“实体的正义”与“程序的正义”在这种“过场”中已经被践踏得面目全非、被腐化之风卷得荡然无存。
在球场上，裁判的即时裁决是不需要球员举证的，这与法院审理案件中当事人举证制度有所不同。因为足球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性较强的体育运动，被看成一种游戏，既然是游戏就没有必要当真。足球之所以有魅力，其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足球比赛中总是存在着各类错判，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在1986年阿根廷世界杯上，英格兰对阿根廷一场中马拉多纳的那只“上帝之手”在近20年后依然被球迷们津津乐道，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在司法领域中，我们却不能追求这种所谓之“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的价值。因为足球在追求公平价值的同时还要讲究观赏性，要是一旦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大家就都停下来看录像回放，那么整个高度对抗性的足球比赛将不复存在，大家花高价买的足球票就成了“电影票”。法院在审理案件要实现的是社会正义，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庭审理不是做秀，也不要求高度的可观赏性。而往往法庭辩论中，双方理性的碰撞和对真相的祈求，使得诉讼又具有了另一种魅力，引用贺卫方教授的话说这是“人为理性的光芒”！
裁判是公平竞争的象征，法官是公正裁决的化身。绿茵场上的裁判和法庭上的法官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我们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裁判和法官当然也不例外，裁判的黑哨和法官的枉法都是难以杜绝的。为了避免这种肆意的出现，实现社会正义，我们采取了不同的诉讼模式和诉讼的理念。中国由于受原苏联诉讼模式的影响，曾长期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如同机器人足球赛一样，“球员”是受人操纵和受计算机程序支配的机器人，中国人可以在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上夺冠，而中国足球队要赢得“大力神杯”还是遥遥无期的美梦。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整个诉讼的进程都是有法官依职权来推动，法官可以主动地搜集证据，并将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和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此种情形反映在球场上便是球员们都站着不动，由裁判来指挥比赛的进行，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何等可笑的局面。法官在审判中应该是消极与中立的，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和诉讼请求不可以成为断案地依据。就有如裁判在裁决犯规时必须中立，队员没有犯规时不能依自己的职权主动判犯规。裁判永远是对抗中的旁观者，如果裁判在比赛中也能积极主动地“来上这么一脚”，那比赛将无法再进行下去，公正与客观地裁决将化为湮灭，整个比赛也将成为一场闹剧。日本法学家小林秀之教授在比较德国、日本与美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后指出，利用相对立的当事人对胜的结果的追求，使得当事人在诉讼中充分展开攻击和防御，而法官或陪审团则被动地从当事人双方的“体育竞技”过程中判断哪方当事人应当胜诉是美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日本和德国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与之相似，只是美国的民事诉讼系属纯粹之当事人主义，其“体育竞技”性更加的凸显而已。
此外，裁判与法官都遵循回避原则。足球的主客场体现了公正和公平理念，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早已成为中国法院的一大久治未愈的顽症。司法地过程不可能在原告所在地审判一次，又在被告的所在地再审判一次，司法对于公正的诉求应该不分地域，不分主场和客场，唯一的裁判依据只能是社会正义。在足球比赛中，“主场优势”这一因素体现得十分充分。韩日世界杯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足坛劲旅纷纷败在“太极虎”脚下，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失败的球队不是仅仅在应战对方十一个人，而是在与主场几万“红魔”对抗。比赛中裁判往往基于主场球迷的“足球情感”和避免引发主场骚乱，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将“证明责任”的包袱丢给了客场作战的一方，自己往往成为主场球队的第十二名队员。因此，世界足联以主客场这一竞赛的方式，变相地接受了“主场优势”的这一事实，张卫平教授称之为“裁判政策学”，同时也提出了“司法政策学”的构想。但是，作为对司法实务界了解甚少的笔者，依然怀着一颗单纯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心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少一些“司法政策学”的为好。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足球，或许人们的生活将缺少许多的乐趣，人们的激情与希望将少了一个宣泄与寄托的载体。如果人间没有了法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足球和法律从古代产生，但都发达于现代社会，是近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产物。其二者的共性表现为都具有较强的对抗性，缺少了其中的一个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人类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是非常奇怪的动物，喜欢看暴力，以此来发泄文明时代的野蛮情绪。足球运动员冲撞和对抗得越激烈，观众的情绪越高涨。律师唇枪舌剑辩论得越精彩，人们越是将其视为诉讼的经典，从而拍成影片或者载入史册。对抗与竞技永远是人类所追崇的价值理念，其通过自身内在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从而得到发展。足球竞技是外圆内方的，因为人们在感叹足球比赛胜负之不可预见性时，内心却总是存在着一种朴素的价值情感和正义理念，在娱乐外表下少不了竞技道德与诚信的持守；法律是外方内圆，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价值的背后，同样也存在着裁判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只是在法治未兴的当今中国社会，笔者认为司法裁判中的模糊地带恐怕应当稍加缓行！
齐 汇
文于清华园北紫荆寓所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丽政发〔2005〕15号
莲都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列》、《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新建、扩建、改建住房，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丽水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农用地转用、建房用地审核以及有关监督管理等工作。
丽水市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规划审批、建设管理以及有关监督管理等工作。
莲都区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做好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的监督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组织编制、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负责农村村民建房审核及协助村民委员会做好农村村民建房的土地权属（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下同）调整等工作。
村民委员会负责做好村庄建设规划的编制，负责对农村村民建房户申报的现有住房、家庭成员、户籍关系等情况进行核实并协助提供相关的真实情况；做好农村村民建房涉及的相关土地权属调整工作。
第四条 农村村民建房应当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确定的农居点范围内合理安排选址，并符合村镇建设规划。
第五条 农村村民建房应遵守以下原则：
（一）农居点规划应当尽量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村周边的丘陵坡地；
（二）严禁占用基本农田；
（三）按村庄布局规划要求予以限制的村庄，不再安排新增农村村民建房用地；
（四）推广建造联建式住房，控制建造独立式住房。
第六条 农村村民建房实行计划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规划的要求，于每年第四季度，编制下一年度 各行政村的农村村民建房用地需求计划，报丽水市国土资源局莲都区分局审核。丽水市国土资源局莲都区分局根据上级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各乡（镇）农 村村民建房的实际用地需求，核定各乡（镇）农村村民建房的年度用地计划，报莲都区人民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农村村民建房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根据核定的年度用地计划，由丽水市国土资源局莲都区分局于每年一次性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经批准后按户数逐宗依法审批。
第八条 农村村民建房应当符合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
在符合村镇建设规划的条件下，提倡原址拆旧房建新房。易地新建住房先拆后建的，优先安排宅基地。易地新建住房先建后拆的，申请建房的农村村民应与村民委员会签订原有住房拆除协议，并在新建房屋结顶后三个月内自行拆除原有住房，退还的旧宅基地由村民委员会收回统筹安排。对因结构等原因无法拆除的，原有住房无偿交由村民委员会统一管理。
本村农村村民内部调剂住房后建房的，调剂双方都应当是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的困难户，接受调剂一方原则上不再另行安排宅基地。
第九条 农村村民建房的用地标准，根据其家庭常住农业户口人数，结合原有住房面积进行确定。农村村民家庭常住农业户口人数以公安部门颁发的户口簿中的家庭成员为准。
（一）建房的宅基地建筑占地面积，按以下标准执行：
1．1－3人户，安排不超过75平方米，建房层次不超过3层；
2．4－5人户，安排不超过90平方米，建房层次不超过3层；
3．6人以上户，安排不超过110平方米，建房层次不超过3层。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增加一个人口计算宅基地面积：
1．已婚尚未有子女的；
2．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
（三）农村村民家庭成员在本村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计算人口安排宅基地面积：
1．与本村村民结婚3年以上的农业户籍的配偶，但安排建房后其在原户口所在地的户口，不再作为今后安排建房的依据；
2．配偶为非农业人口且未享受过房改政策（购买房改房、集资房、经济适用房及货币分房，下同）的（该配偶今后不再享受房改政策）；
3．子女为非农业人口，尚未成家随父母居住，且未享受房改政策的；
4．原户口所在村的现役军人（不含现役军官）、复转退军人（不含已在外结婚定居人口）；
5．原户口在本村的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
6．原户口在本村的监狱服刑、劳动教养人员；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四）碧湖、大港头、老竹、双溪镇规划区内农村村民建房用地标准，可由莲都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房申请不予批准：
（一）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的；
（二）宅基地面积已经达到本办法规定标准再申请新宅基地的（实施村镇规划进行旧村改造的除外）；
（三）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有出租或出卖、赠与、析产、法院判决等形式转让住房，再申请宅基地的（经批准调剂住房的除外）；
（四）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以分户为由申请宅基地的；
（五）违法占地或违法建房未处理结案的；
（六）其他不符合建房条件的。
第十一条 农村村民建房设计应当坚持适用、经济、安全、美观的原则，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节约土地、抗御灾害等规定，保持地方特色和传统风格，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农村村民建房应当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遵守施工操作规范，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
第十二条 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程序参照《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内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因灾毁急需建造住房的，经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划选址后，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建房标准先行建设，在灾情结束后6个月内补办有关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经相关部门鉴定确属危房，但不符合村镇规划的，根据房屋质检单位及设计单位提供的修建意见，经建设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可以进行加固修建。
第十五条 回乡定居的华侨、台湾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外籍华人申请建造住房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建房审批手续，其宅基地面积可参照当地农村村民的标准上限执行。
第十六条 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土地建造住房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超过本办法规定的建房用地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处理。
第十七条 严禁非法买卖、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对非法买卖、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按非法买卖转让土地处理。
第十八条 农村村民新建住房后，未履行原有住房拆除协议的，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
第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建房申请、审查、审核和审批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农村村民申请建房，有关部门不得收取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其它费用；依法应当收取的费用，必须严格按照省、市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违规收取费用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属丽水经济开发区行政管辖的农村村民建房，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2005年4月1日起施行。原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今后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足球运动起源于古代中国，兴于近世欧洲；法学的理念起源于古罗马，近世传入中国。足球是感性的运动，是人类内心挥之不去的暴力情节以较为文明的方式得以发泄，足球场上崇尚激情与力量的对抗；法学是理性的思索，是人类防止人类暴力情结无休止的宣泄而设立的一套规则体系，法庭是膜拜理性的圣殿，崇尚平等与正义的诉求。此二者在本质上看似并无内在的关联性，但是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内在自身的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进而使得足球与法学之间产生了某种表象抑或更深层次的关联。
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在球场内外球迷是足球的囚徒，在市民社会人亦是法律的囚徒。足球是一种大众的娱乐，诉讼其实本质上也只是一场游戏。足球在其娱乐性愈加凸现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的消费品，而诉讼在一些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样也成为了一种“高消费”的标的。在足球比赛的过程中双方球员就好比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裁判就好比法官，而足球就好比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标的。在足球比赛中球员们围着足球相互拼抢，不时的会出现犯规、假摔，同时裁判员居中公正地裁判，观众席的球迷们各显神通，用颜料在自己的脸上画出代表各自国家或者俱乐部的图案。法庭则是审判的剧场，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共同演绎的诉讼之戏，律师们唇枪舌剑、相互对抗，当事人相继陈述，提供对本方有利的证据、法官消极中立的裁判，不同的角色在法庭这一特殊的剧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宏观上看，如果把足球场视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将一支球队进行细致地划分，我们不难发现前锋队员一般扮演的是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角色，中场队员一般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后卫的角色一般是由司法机关的承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般行使的是社会管理职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行政行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近，离百姓的生活也更近。而立法机关之所以担任中场调度的角色，是因为它既可以监督行政机关也可以监督司法机关，并且通过立法来指导行政与司法的运行，有总揽全局的作用。司法机关向来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所当然的将成为后卫。而担任后卫角色的人往往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人，你防守出色时人们觉得这是你应当做到的，一旦防守出现失误，所有的批评声、叫骂声就会如洪水般的扑来，最终被民众的口水淹没。人们的视点往往集中在前锋队员的精彩过人和大力射门上，对于后卫防守水平一般的观众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加以分析和判断。有优秀的后卫时人们往往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一旦没有后卫，或者后卫与前锋的实力较为悬殊时，优秀后卫的重要性就会格外的凸现。皇家马德里队的防守一直以来都遭到各界人士的非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六大巨星”的存在使得前后场在实力上出现鸿沟。法律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保障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一旦出现差错，就往往遭来一片骂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法律，那将是何等混乱的局面。
从微观上讲，足球里往往有假球、有“黑哨”，法院的裁判中也往往存在着法官的肆意裁断、司法腐败等等问题。所谓之假球，也就是在双方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事先通过交涉或者默认的方式就比赛的结果达成实现的“共识”，所为之比赛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在法庭审理案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走过场”、“打假球”的行为。双方当事人的胜负其实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定下，法庭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走程序，做做戏罢了。“实体的正义”与“程序的正义”在这种“过场”中已经被践踏得面目全非、被腐化之风卷得荡然无存。
在球场上，裁判的即时裁决是不需要球员举证的，这与法院审理案件中当事人举证制度有所不同。因为足球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性较强的体育运动，被看成一种游戏，既然是游戏就没有必要当真。足球之所以有魅力，其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足球比赛中总是存在着各类错判，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在1986年阿根廷世界杯上，英格兰对阿根廷一场中马拉多纳的那只“上帝之手”在近20年后依然被球迷们津津乐道，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在司法领域中，我们却不能追求这种所谓之“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的价值。因为足球在追求公平价值的同时还要讲究观赏性，要是一旦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大家就都停下来看录像回放，那么整个高度对抗性的足球比赛将不复存在，大家花高价买的足球票就成了“电影票”。法院在审理案件要实现的是社会正义，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庭审理不是做秀，也不要求高度的可观赏性。而往往法庭辩论中，双方理性的碰撞和对真相的祈求，使得诉讼又具有了另一种魅力，引用贺卫方教授的话说这是“人为理性的光芒”！
裁判是公平竞争的象征，法官是公正裁决的化身。绿茵场上的裁判和法庭上的法官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我们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裁判和法官当然也不例外，裁判的黑哨和法官的枉法都是难以杜绝的。为了避免这种肆意的出现，实现社会正义，我们采取了不同的诉讼模式和诉讼的理念。中国由于受原苏联诉讼模式的影响，曾长期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如同机器人足球赛一样，“球员”是受人操纵和受计算机程序支配的机器人，中国人可以在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上夺冠，而中国足球队要赢得“大力神杯”还是遥遥无期的美梦。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整个诉讼的进程都是有法官依职权来推动，法官可以主动地搜集证据，并将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和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此种情形反映在球场上便是球员们都站着不动，由裁判来指挥比赛的进行，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何等可笑的局面。法官在审判中应该是消极与中立的，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和诉讼请求不可以成为断案地依据。就有如裁判在裁决犯规时必须中立，队员没有犯规时不能依自己的职权主动判犯规。裁判永远是对抗中的旁观者，如果裁判在比赛中也能积极主动地“来上这么一脚”，那比赛将无法再进行下去，公正与客观地裁决将化为湮灭，整个比赛也将成为一场闹剧。日本法学家小林秀之教授在比较德国、日本与美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后指出，利用相对立的当事人对胜的结果的追求，使得当事人在诉讼中充分展开攻击和防御，而法官或陪审团则被动地从当事人双方的“体育竞技”过程中判断哪方当事人应当胜诉是美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日本和德国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与之相似，只是美国的民事诉讼系属纯粹之当事人主义，其“体育竞技”性更加的凸显而已。
此外，裁判与法官都遵循回避原则。足球的主客场体现了公正和公平理念，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早已成为中国法院的一大久治未愈的顽症。司法地过程不可能在原告所在地审判一次，又在被告的所在地再审判一次，司法对于公正的诉求应该不分地域，不分主场和客场，唯一的裁判依据只能是社会正义。在足球比赛中，“主场优势”这一因素体现得十分充分。韩日世界杯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足坛劲旅纷纷败在“太极虎”脚下，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失败的球队不是仅仅在应战对方十一个人，而是在与主场几万“红魔”对抗。比赛中裁判往往基于主场球迷的“足球情感”和避免引发主场骚乱，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将“证明责任”的包袱丢给了客场作战的一方，自己往往成为主场球队的第十二名队员。因此，世界足联以主客场这一竞赛的方式，变相地接受了“主场优势”的这一事实，张卫平教授称之为“裁判政策学”，同时也提出了“司法政策学”的构想。但是，作为对司法实务界了解甚少的笔者，依然怀着一颗单纯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心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少一些“司法政策学”的为好。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足球，或许人们的生活将缺少许多的乐趣，人们的激情与希望将少了一个宣泄与寄托的载体。如果人间没有了法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足球和法律从古代产生，但都发达于现代社会，是近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产物。其二者的共性表现为都具有较强的对抗性，缺少了其中的一个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人类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是非常奇怪的动物，喜欢看暴力，以此来发泄文明时代的野蛮情绪。足球运动员冲撞和对抗得越激烈，观众的情绪越高涨。律师唇枪舌剑辩论得越精彩，人们越是将其视为诉讼的经典，从而拍成影片或者载入史册。对抗与竞技永远是人类所追崇的价值理念，其通过自身内在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从而得到发展。足球竞技是外圆内方的，因为人们在感叹足球比赛胜负之不可预见性时，内心却总是存在着一种朴素的价值情感和正义理念，在娱乐外表下少不了竞技道德与诚信的持守；法律是外方内圆，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价值的背后，同样也存在着裁判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只是在法治未兴的当今中国社会，笔者认为司法裁判中的模糊地带恐怕应当稍加缓行！
齐 汇
文于清华园北紫荆寓所
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印发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丽政发〔2005〕15号
莲都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管理，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列》、《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新建、扩建、改建住房，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丽水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用地农用地转用、建房用地审核以及有关监督管理等工作。
丽水市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规划审批、建设管理以及有关监督管理等工作。
莲都区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做好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的监督管理工作。具体负责组织编制、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负责农村村民建房审核及协助村民委员会做好农村村民建房的土地权属（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下同）调整等工作。
村民委员会负责做好村庄建设规划的编制，负责对农村村民建房户申报的现有住房、家庭成员、户籍关系等情况进行核实并协助提供相关的真实情况；做好农村村民建房涉及的相关土地权属调整工作。
第四条 农村村民建房应当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确定的农居点范围内合理安排选址，并符合村镇建设规划。
第五条 农村村民建房应遵守以下原则：
（一）农居点规划应当尽量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村周边的丘陵坡地；
（二）严禁占用基本农田；
（三）按村庄布局规划要求予以限制的村庄，不再安排新增农村村民建房用地；
（四）推广建造联建式住房，控制建造独立式住房。
第六条 农村村民建房实行计划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镇规划的要求，于每年第四季度，编制下一年度 各行政村的农村村民建房用地需求计划，报丽水市国土资源局莲都区分局审核。丽水市国土资源局莲都区分局根据上级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各乡（镇）农 村村民建房的实际用地需求，核定各乡（镇）农村村民建房的年度用地计划，报莲都区人民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农村村民建房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根据核定的年度用地计划，由丽水市国土资源局莲都区分局于每年一次性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经批准后按户数逐宗依法审批。
第八条 农村村民建房应当符合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
在符合村镇建设规划的条件下，提倡原址拆旧房建新房。易地新建住房先拆后建的，优先安排宅基地。易地新建住房先建后拆的，申请建房的农村村民应与村民委员会签订原有住房拆除协议，并在新建房屋结顶后三个月内自行拆除原有住房，退还的旧宅基地由村民委员会收回统筹安排。对因结构等原因无法拆除的，原有住房无偿交由村民委员会统一管理。
本村农村村民内部调剂住房后建房的，调剂双方都应当是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的困难户，接受调剂一方原则上不再另行安排宅基地。
第九条 农村村民建房的用地标准，根据其家庭常住农业户口人数，结合原有住房面积进行确定。农村村民家庭常住农业户口人数以公安部门颁发的户口簿中的家庭成员为准。
（一）建房的宅基地建筑占地面积，按以下标准执行：
1．1－3人户，安排不超过75平方米，建房层次不超过3层；
2．4－5人户，安排不超过90平方米，建房层次不超过3层；
3．6人以上户，安排不超过110平方米，建房层次不超过3层。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增加一个人口计算宅基地面积：
1．已婚尚未有子女的；
2．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
（三）农村村民家庭成员在本村虽无常住户口，但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计算人口安排宅基地面积：
1．与本村村民结婚3年以上的农业户籍的配偶，但安排建房后其在原户口所在地的户口，不再作为今后安排建房的依据；
2．配偶为非农业人口且未享受过房改政策（购买房改房、集资房、经济适用房及货币分房，下同）的（该配偶今后不再享受房改政策）；
3．子女为非农业人口，尚未成家随父母居住，且未享受房改政策的；
4．原户口所在村的现役军人（不含现役军官）、复转退军人（不含已在外结婚定居人口）；
5．原户口在本村的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
6．原户口在本村的监狱服刑、劳动教养人员；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四）碧湖、大港头、老竹、双溪镇规划区内农村村民建房用地标准，可由莲都区人民政府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房申请不予批准：
（一）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的；
（二）宅基地面积已经达到本办法规定标准再申请新宅基地的（实施村镇规划进行旧村改造的除外）；
（三）198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有出租或出卖、赠与、析产、法院判决等形式转让住房，再申请宅基地的（经批准调剂住房的除外）；
（四）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以分户为由申请宅基地的；
（五）违法占地或违法建房未处理结案的；
（六）其他不符合建房条件的。
第十一条 农村村民建房设计应当坚持适用、经济、安全、美观的原则，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节约土地、抗御灾害等规定，保持地方特色和传统风格，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农村村民建房应当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遵守施工操作规范，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
第十二条 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程序参照《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内农村村民建房审批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因灾毁急需建造住房的，经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划选址后，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建房标准先行建设，在灾情结束后6个月内补办有关审批手续。
第十四条 经相关部门鉴定确属危房，但不符合村镇规划的，根据房屋质检单位及设计单位提供的修建意见，经建设规划、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可以进行加固修建。
第十五条 回乡定居的华侨、台湾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外籍华人申请建造住房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建房审批手续，其宅基地面积可参照当地农村村民的标准上限执行。
第十六条 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占用土地建造住房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超过本办法规定的建房用地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处理。
第十七条 严禁非法买卖、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对非法买卖、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按非法买卖转让土地处理。
第十八条 农村村民新建住房后，未履行原有住房拆除协议的，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
第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建房申请、审查、审核和审批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农村村民申请建房，有关部门不得收取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其它费用；依法应当收取的费用，必须严格按照省、市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违规收取费用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属丽水经济开发区行政管辖的农村村民建房，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2005年4月1日起施行。原丽水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村民建房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今后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