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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次修正）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88年11月2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3月9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第七条第三项中收养人年龄规定的
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4年4月15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1997年7月30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人口生育必须按计划进行。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禁止计划外生育和非婚生育。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公民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 推行计划生育，坚持以教育为主，同时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措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实行任期人口目标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做好本系统、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
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治理，各有关部门、群众团体要依据各自承担的职责，制定有利于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有效措施，实行齐抓共管。

第二章 生育调节
第五条 男女双方按照法定结婚年龄推迟三年以上结婚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为晚育。
第六条 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但符合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非农业户籍公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本人申请，区、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经指定的医疗单位诊断证明，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再婚夫妻（含一方再婚、一方初婚），原有一个子女的；
（三）婚后五年以上不孕（育），经指定医疗单位诊断证明为不孕（育）症，年满三十五周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夫妻双方均系归国华侨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在我市定居不满六年的；
（五）夫妻双方均系独生子女的；
（六）从外地迁入我市的少数民族公民，迁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并已怀孕的；
（七）市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特殊情况。
第八条 农业（含渔业）户籍公民，符合本条例第七条第一、二、三、四、六、七项规定和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本人申请，区、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夫妻一方因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的；
（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三）男方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负责赡养女方父母的；
（四）劳动力缺乏的山区、半山区的农民，只有一个女孩的；
（五）同胞兄弟中一人婚后没有生育能力或者因特殊原因不能结婚，其他人各生一个子女的，经协商一致，准许其中一人再生一个。
第九条 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必须与生育第一个子女间隔四年以上，但符合第七条第二项中再婚夫妻女方系初育者和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已婚育龄夫妻必须服从人口计划管理，凭《生育证》生育子女。
第十条 夫妻一方是农业户籍，另一方是非农业户籍的，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条件，以女方户籍为准。

第三章 优生和节育技术服务
第十一条 公民结婚应当进行婚前健康检查；生育应当接受优生指导。
第十二条 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应当采取节育措施。
第十三条 经指定的区、县以上医疗单位诊断，育龄夫妻一方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的，禁止生育。
第十四条 医院及区、县和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施行节育手术，必须具备施行手术条件，由合格的医务人员严格按照手术常规进行，确保接受手术者的安全。
第十五条 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因子女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经批准允许再生一个子女的，免费施行输卵（输精）管再通手术。
第十六条 公民接受节育手术后，经医院及区、县和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证明，是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假期；是农民的，由所在乡、镇和村给予照顾。
第十七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费用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办理。
经区、县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鉴定，确因节育手术引起并发症的，由施行手术的医疗单位给予治疗或者负责予以转院治疗。经施行手术的医疗单位证明需要休息的，休息期间，职工由所在单位照发工资；无工作单位并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生活补助，或者根据其
身体情况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经区、县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节育手术事故的，依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处理。

第四章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十八条 凡有我市常住户籍的公民，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不在同一居（村）民委员会的，其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由户籍所在地的居（村）民委员会负责，经常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予以协助。
第十九条 外地来我市的流动育龄妇女，必须持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开具的计划生育情况证明，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到公安部门登记暂住户口，从业的，有关部门和单位方可发给营
业执照或者接纳其就业。
第二十条 外地来我市的流动育龄人员计划外生育子女的，由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公安部门注销其暂住户口；从业的，由用人单位予以辞退；从事个体经营或者个人合伙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实行晚婚的，婚假增加七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分配住房。实行晚育的，给予女方一个月基本工资的奖励，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或者增加产假三十日；男方所在单位给予七日护理假。晚婚、晚育假期间工资照发，其
他福利待遇与国家规定的婚假、产假相同。
农民实行晚婚、晚育的，可以参照前款规定，由所在乡、镇和村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夫妻双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给予以下奖励：
（一）每月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发至子女年满十四周岁止。农村确有困难不能发放独生子女保健费的，可减免其义务工、统筹款，或者优先招收其到乡、镇和村的企业工作。
（二）城镇分配住房及独生子女入托儿所、幼儿园和就医时，有关单位应当给予优先和照顾。
（三）农村对独生子女家庭应当在生活和生产方面予以照顾。
第二十三条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成绩突出、符合条件的个人，可以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第二十四条 非婚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不依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和非婚生育子女的，为计划外生育。未经批准怀孕第二胎以上的和非婚怀孕的，为计划外怀孕。对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夫妻，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对计划外怀孕的，限期终止妊娠，
经教育拒不接受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预征计划外生育费，职工还要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终止妊娠的，预收的计划外生育费应当予以退回。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未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月对夫妻双方各征收月标准工资百分之二十的计划外生育费，连续征收五年。禁止生育第三个子女，违反的，按月对夫妻双方各征收月标准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计划外生育费，连续征收七年。
农业户籍公民和非农业户籍的个体工商业者以及待业人员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标准和期限，由区、县人民政府规定，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对符合计划生育条件未领取《生育证》而生育子女的夫妻，由其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计划外生育费可以分期征收，也可以一次征收。
第二十七条 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妇女，孕产期的检查费、住院费和医疗费一律由个人承担。在被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期间，其计划外生育的子女不得享受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福利待遇。
第二十八条 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夫妻，在被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期间，不得享受各种先进荣誉；是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由其所在单位逐月扣除其奖金（特殊贡献奖除外），并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没有完成计划生育工作考核指标的地区、单位，当年不得被评为综合性先进地区、单位和文明单位。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独立核算为单位）出现计划外生育的，由计划外生育的女方户籍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视情节给予处罚。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二）干涉、阻碍采取节育措施或者补救措施的；
（三）遗弃、残害婴幼儿的；
（四）虐待女婴及其母亲的；
（五）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六）侮辱、殴打和故意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物的。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予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当事人对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
在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的，由作出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1997年7月30日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30日公布施行）

决定
天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修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部分条款的议案，决定对《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外地来我市的流动育龄人员计划外生育子女的，由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公安部门注销其暂住户口；从业的，由用人单位予以辞退；从事个体经营或者个人合伙经营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二、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非婚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不依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三、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未经批准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和非婚生育子女的，为计划外生育。未经批准怀孕第二胎以上的和非婚怀孕的，为计划外怀孕。对计划外生育子女的夫妻，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对计划外怀
孕的，限期终止妊娠，经教育拒不接受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预征计划外生育费，职工还要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终止妊娠的，预收的计划外生育费应当予以退回。”
四、将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修改为：“对符合计划生育条件未领取《生育证》而生育子女的夫妻，由其所在区、县人民政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五、将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计划外生育费可以分期征收，也可以一次征收。”
六、将第三十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部门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二）干涉、阻碍采取节育措施或者补救措施的；
（三）遗弃、残害婴幼儿的；
（四）虐待女婴及其母亲的；
（五）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六）侮辱、殴打和故意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物的。”
七、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予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当事人对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复议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的，由作出处罚或者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在附则中增加规定“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作为第三十三条，原第三十三条顺延为第三十四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7月30日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