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1 17:42:32 浏览:976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广东省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的议案，根据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中关于１９９６年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规定，考虑到１９９７年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时间日益临近，为了保证１９９７年的平稳过渡，有大量的准备工作需要进行，决定：授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着手进行各项有关准备工作。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梁丽案件的“刑疑惟轻”
龙城飞将
深圳检方对梁丽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国内大众的欢迎，同时，梁丽案件也引起人们的深度思考。
民意•法律•司法实践
梁丽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这就是民意。起初，人们得到梁丽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可能判无期徒刑的信息，表达出强烈的反对。现在深圳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认为，深圳检方的这个决定正确的，合乎法律规定的，也是顺应民意。
大众们的观点一部分是从直接的感觉出发，从对道德与法律的朴素的理解出发，另一部分则是真正系统地学过法律的人，他们从严格的法律规定出发来认识这个案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从民意与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是相吻合的。
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刑法的规定应当是最反映民意的，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经过人民遴选他们的代表，委托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他们行使立法这种最高权力。
从对梁丽事件来看，民意，可以仅仅是部分民意，因为此时通过报刊和网络，发表意见的决不是中国的全体人民，因为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和条件表达自己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分的民意表达，与法律的规定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在未能通过媒体和网络表达后面有更多的民意。
民意与法律，相互作用，才能在共同发展，而且螺旋式向上地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民意与法律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两者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又斗争又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人们关于民意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也是螺旋式发展的。
具体来说，先有民意，通过立法程序，产生了关于盗窃罪的刑事法律。后有政府、公民及司法机构执行法律。当司法机构执行法律产生偏差时，如此次梁丽案件显现出来的可能以盗窃罪名定罪，可能判无期徒刑时，民意重新出现了。
此时的民意不是立法时的民意，而是对司法机关是否遵从法律而进行监督的民意。此时的民意并非与法律和司法机关相抵牾，而是相吻合，民意要求司法机关回到法律的基点上来，而不是注意道德层面、内部规定、领导意图的“司法实践”。
最终，检方的决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是由于它顺应了民意，同时也遵从了法律。反过来也可以说，检方遵从了法律，同时也顺应了民意。这是一个循环。如此循环往复，将会从总体上提升我国的法治水平。
人民群众是最服从法律的，最讲道理的。所以，当有人说民意与法律冲突等，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讲这话时是混淆了真实的情况：事实上民众不是与法律冲突，他们是与黑暗的，不执行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相冲突。民意是呼吁某些不合乎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回归到法律规定的座标上来，并不是要求司法实践脱离法律。
刑疑惟轻•疑罪从无•现代法治
在梁丽案件相关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正面一段话：“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这句话传遍了媒体和网络。
我在《梁丽案件：支持检方决定，质疑其理由》 一文中问道，什么是“刑疑惟轻”原则？我们不是刑法专业的，对此原则孤陋寡闻。它体现在我国刑法上的哪一条，不清楚。希望能够有方家出来答疑解惑。因为我学过刑法和刑诉法，不记得有这样的原则或条款。
大家知道，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些现代刑法原则早已写进了我国的刑法和刑诉法，只是中国特色的司法实践并不真正实行这些最高的刑法原则，因而当你和某些司法人员或专家谈论法律的这些规定时，他们会觉得你这是不懂法律。在他们的眼里，只有了执行内部规定、内部程序、领导旨意才算是真正的懂法律，而这些又是提不到桌面的。
近日在网络上搜索，找到了出处：《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人们的解释是，疑：不能确定；惟：同“唯”。“罪疑惟轻”是指罪恶可疑的，罚要从轻。用到梁丽案件，改为“刑疑惟轻”。
那么，怎样理解“刑疑惟轻”和“罪疑惟轻”呢？它与现代刑法法治原则“疑罪从无”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作一点探讨。
罪疑惟轻，在古代的含义就是，当给一个人定罪时，可能定重罪，也可能定轻罪，或者当罪名已定的情况下，量刑可能重，也可能轻的时候，尽可能轻。这与我们现代法治的某些刑法原则有些相近之处，能看到其中体现了谦抑性、有利于被告人等现代法治原则的影子。罪字在当时的语境下很可能是包含两重含义：定性与定量。定性，即定何罪。定量即量刑。
刑疑惟轻，没查到出处，可能是深圳检方的一种灵活用法。由于在现代语境下，刑的含义主要在惩罚、用刑方面，体现为量的方面，所以人们可能会理解为，变了一个字，含义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可能的理解是，在已经定性即定罪的情况下，量刑时尽可能轻。同样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如果是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使用这个古代成语，在现代法治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一原则毕竟不是真正的现代法治原则，它离“疑罪从无”尚有较大的差距。疑罪从无很简单，若证据不确凿就不能定罪，若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就不能定罪。
疑难案件•普通案件
当许多名家疾呼许霆案件、梁丽案件是复杂疑难案件时，我的观点却与之相反，我认为，这两个案件到了起诉审理阶段都不复杂，只要司法人员严格地按照法的规定办案，都不是难办的案子，仅仅是普通案件。
法律早就给出了起诉阶段和审理阶段的办案思路：
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规定的情形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在法院审理阶段：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简而言之，第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事实与相应的罪名规定完全符合，作出有罪判决。第二、事实清楚，事实与刑法相应的罪名规定不符合，找不到合适的条文与罪名，作无罪判决。第三、证据不足，做出无罪判决。
换一个角度，从事实是否清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清楚的，一类是不清楚。其中事实清楚的可以做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类。
从是否做有罪判决，又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罪判决，另一类是无罪判决。其中无罪判决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事实清楚，依照法律应当作无罪判决。其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只能作无罪判决。
这样看来，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不存在疑难案件。或者说这个阶段的疑难案件对于检察官和法官而言并不是疑难案件。
实际上，疑难案件仅存在于刑侦阶段，难在难以梳理、还原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有罪推定•无罪推定
一些人们把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列为重大疑难案件，是混淆了法理（包括道德）与法律、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刑事侦查与起诉审理之间的区别。并且常常是在无罪推定的法律规定下面，进行着有罪推定的司法实践，换句话说，对什么时候进行无罪推定，什么时候进行有罪推定分不清楚。
什么时候可以有罪推定？
在刑事侦查阶段，可以进行有罪推定。刑侦人员根据一些线索，进行合理的怀疑，收集相关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还原当时发生的事件，确认事实的真实状态。由于各种因素，这个阶段确实存在一些疑难案件，即刑侦人员找不到合适的证据，此时无法侦破的案件就是疑难案件。其中一些疑难案件也许永远是石沉大海，有些疑难案件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又可以侦破。即使如此，也要尊重被侦查人员的个人权利、尊严，不可屈打成招，要重证据，不重口供。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已经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技术市场秩序，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是技术市场的主管部门，负责技术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税务、专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技术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中型企业、农村技术经济服务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进入市场，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不受地区、行业、所有制、隶属关系和专业范围的限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技术市场的培育、扶持和管理，引导技术市场健康发展。
第二章 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第七条 技术贸易包括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引进、技术出口、技术投资、技术入股和技术承包以及科技新产品的试产试销等。
技术贸易服务包括技术信息服务、技术贸易经纪服务、技术贸易咨询服务、技术作价评估服务等技术中介服务。
第八条 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可以从事下列活动：
（一）开展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二）开展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三）生产、试销科研中试产品和新产品；
（四）符合开展中介业务条件的，可以进行中介服务；
（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经济活动。
第九条 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在经营服务活动中，应当对技术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任，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保密的规定。
第十条 在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窃取或者侵占他人的技术从事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二）以欺骗、胁迫等手段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三）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另一方非法占有他人技术而与之进行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技术贸易单位和技术贸易服务单位
第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贸易单位是指从事技术贸易经营的单位。
技术贸易服务单位是指为技术贸易活动提供技术条件服务的单位。
技术贸易单位和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包括民营科技企业。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成立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技术业务范围和与其相对应的专用名称；
（二）有与经营和服务范围、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专职人员中应当具有一定数量的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与经营规模、服务范围相适应的资金、设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成立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其发起人应当向县以上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申请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四条 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分立、合并的，应当按原审批程序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办理迁移、撤销等变更注销事项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和税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并到原批准成立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以收取佣金的经营方式从事居间、行纪服务的技术经纪组织和专职技术经纪人，应当根据有关由省或者市工商行政管理、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共同进行资格认定，由省或者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经纪人资格证书》。
第四章 技术合同管理
第十六条 技术合同实行自愿申请认定登记制度。
省、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管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第十七条 省、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当事人所提交的合同文本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和认定登记。其主要事项是：
（一）法律和技术认定；
（二）分类登记；
（三）核定技术性收入。
同一项技术合同不得重复登记。
第十八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的有关收费标准收取认定登记工本费。
第十九条 技术合同中的价款、报酬和使用费，应当根据技术成果预计可实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研究开发技术的成本、技术成果的工业化开发程度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协商议定。
技术合同的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结算支付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技术合同变更或者解除时，原申请认定登记方应当自变更、解除之日起30日内，到原认定登记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二十一条 技术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方式解决。
第五章 收益分配和扶持奖励
第二十二条 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的卖方或者中介方，可以按照技术合同的技术性收入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有关人员的酬金。提取的具体比例可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科技人员在不侵犯本单位知识产权及其他经济权益的前提下，从事业余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服务活动的税后收入归自己所有，其中使用单位资料、设备、材料的，由所在单位核收相应费用。
第二十三条 科技人员从本单位技术性收入中取得的酬金，属劳务报酬所得，按有关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四条 技术合同买方可以从投产项目的新增留利中提取一定比例，奖励实施该项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
第二十五条 技术合同当事人可以享受国家有关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税务部门依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六条 对在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服务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七条 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兴办各类民营科技企业，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民营科技企业的企业登记、人员培训、技术成果鉴定、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等项工作，协助办理人员出国、技术进出口等有关事宜。
第二十八条 经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取得民营科技企业证书的单位，享受国家和省对科研单位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泄露国家技术机密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科学技术部门审查同意从事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贸易服务活动的，由市以上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认定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或者徇私舞弊出具虚假认定登记证明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7月30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1998年11月28日
龙城飞将
深圳检方对梁丽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国内大众的欢迎，同时，梁丽案件也引起人们的深度思考。
民意•法律•司法实践
梁丽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这就是民意。起初，人们得到梁丽涉嫌盗窃罪被批捕，可能判无期徒刑的信息，表达出强烈的反对。现在深圳检方做出不起诉决定，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认为，深圳检方的这个决定正确的，合乎法律规定的，也是顺应民意。
大众们的观点一部分是从直接的感觉出发，从对道德与法律的朴素的理解出发，另一部分则是真正系统地学过法律的人，他们从严格的法律规定出发来认识这个案件。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从民意与法律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是相吻合的。
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刑法的规定应当是最反映民意的，只不过是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经过人民遴选他们的代表，委托他们选出的代表代表他们行使立法这种最高权力。
从对梁丽事件来看，民意，可以仅仅是部分民意，因为此时通过报刊和网络，发表意见的决不是中国的全体人民，因为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和条件表达自己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分的民意表达，与法律的规定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在未能通过媒体和网络表达后面有更多的民意。
民意与法律，相互作用，才能在共同发展，而且螺旋式向上地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民意与法律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两者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又斗争又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人们关于民意与法律关系的认识也是螺旋式发展的。
具体来说，先有民意，通过立法程序，产生了关于盗窃罪的刑事法律。后有政府、公民及司法机构执行法律。当司法机构执行法律产生偏差时，如此次梁丽案件显现出来的可能以盗窃罪名定罪，可能判无期徒刑时，民意重新出现了。
此时的民意不是立法时的民意，而是对司法机关是否遵从法律而进行监督的民意。此时的民意并非与法律和司法机关相抵牾，而是相吻合，民意要求司法机关回到法律的基点上来，而不是注意道德层面、内部规定、领导意图的“司法实践”。
最终，检方的决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是由于它顺应了民意，同时也遵从了法律。反过来也可以说，检方遵从了法律，同时也顺应了民意。这是一个循环。如此循环往复，将会从总体上提升我国的法治水平。
人民群众是最服从法律的，最讲道理的。所以，当有人说民意与法律冲突等，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讲这话时是混淆了真实的情况：事实上民众不是与法律冲突，他们是与黑暗的，不执行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相冲突。民意是呼吁某些不合乎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回归到法律规定的座标上来，并不是要求司法实践脱离法律。
刑疑惟轻•疑罪从无•现代法治
在梁丽案件相关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正面一段话：“根据‘刑疑惟轻’的原则，从有利于梁丽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认定梁丽不构成盗窃罪”。这句话传遍了媒体和网络。
我在《梁丽案件：支持检方决定，质疑其理由》 一文中问道，什么是“刑疑惟轻”原则？我们不是刑法专业的，对此原则孤陋寡闻。它体现在我国刑法上的哪一条，不清楚。希望能够有方家出来答疑解惑。因为我学过刑法和刑诉法，不记得有这样的原则或条款。
大家知道，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些现代刑法原则早已写进了我国的刑法和刑诉法，只是中国特色的司法实践并不真正实行这些最高的刑法原则，因而当你和某些司法人员或专家谈论法律的这些规定时，他们会觉得你这是不懂法律。在他们的眼里，只有了执行内部规定、内部程序、领导旨意才算是真正的懂法律，而这些又是提不到桌面的。
近日在网络上搜索，找到了出处：《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人们的解释是，疑：不能确定；惟：同“唯”。“罪疑惟轻”是指罪恶可疑的，罚要从轻。用到梁丽案件，改为“刑疑惟轻”。
那么，怎样理解“刑疑惟轻”和“罪疑惟轻”呢？它与现代刑法法治原则“疑罪从无”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作一点探讨。
罪疑惟轻，在古代的含义就是，当给一个人定罪时，可能定重罪，也可能定轻罪，或者当罪名已定的情况下，量刑可能重，也可能轻的时候，尽可能轻。这与我们现代法治的某些刑法原则有些相近之处，能看到其中体现了谦抑性、有利于被告人等现代法治原则的影子。罪字在当时的语境下很可能是包含两重含义：定性与定量。定性，即定何罪。定量即量刑。
刑疑惟轻，没查到出处，可能是深圳检方的一种灵活用法。由于在现代语境下，刑的含义主要在惩罚、用刑方面，体现为量的方面，所以人们可能会理解为，变了一个字，含义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可能的理解是，在已经定性即定罪的情况下，量刑时尽可能轻。同样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如果是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使用这个古代成语，在现代法治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一原则毕竟不是真正的现代法治原则，它离“疑罪从无”尚有较大的差距。疑罪从无很简单，若证据不确凿就不能定罪，若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就不能定罪。
疑难案件•普通案件
当许多名家疾呼许霆案件、梁丽案件是复杂疑难案件时，我的观点却与之相反，我认为，这两个案件到了起诉审理阶段都不复杂，只要司法人员严格地按照法的规定办案，都不是难办的案子，仅仅是普通案件。
法律早就给出了起诉阶段和审理阶段的办案思路：
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规定的情形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在法院审理阶段：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简而言之，第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事实与相应的罪名规定完全符合，作出有罪判决。第二、事实清楚，事实与刑法相应的罪名规定不符合，找不到合适的条文与罪名，作无罪判决。第三、证据不足，做出无罪判决。
换一个角度，从事实是否清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清楚的，一类是不清楚。其中事实清楚的可以做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类。
从是否做有罪判决，又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罪判决，另一类是无罪判决。其中无罪判决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事实清楚，依照法律应当作无罪判决。其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只能作无罪判决。
这样看来，在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不存在疑难案件。或者说这个阶段的疑难案件对于检察官和法官而言并不是疑难案件。
实际上，疑难案件仅存在于刑侦阶段，难在难以梳理、还原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到底是怎样的。
有罪推定•无罪推定
一些人们把许霆案件和梁丽案件列为重大疑难案件，是混淆了法理（包括道德）与法律、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刑事侦查与起诉审理之间的区别。并且常常是在无罪推定的法律规定下面，进行着有罪推定的司法实践，换句话说，对什么时候进行无罪推定，什么时候进行有罪推定分不清楚。
什么时候可以有罪推定？
在刑事侦查阶段，可以进行有罪推定。刑侦人员根据一些线索，进行合理的怀疑，收集相关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还原当时发生的事件，确认事实的真实状态。由于各种因素，这个阶段确实存在一些疑难案件，即刑侦人员找不到合适的证据，此时无法侦破的案件就是疑难案件。其中一些疑难案件也许永远是石沉大海，有些疑难案件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又可以侦破。即使如此，也要尊重被侦查人员的个人权利、尊严，不可屈打成招，要重证据，不重口供。
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已废止)
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已经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技术市场秩序，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是技术市场的主管部门，负责技术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税务、专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技术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大中型企业、农村技术经济服务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进入市场，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不受地区、行业、所有制、隶属关系和专业范围的限制。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 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技术市场的培育、扶持和管理，引导技术市场健康发展。
第二章 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第七条 技术贸易包括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引进、技术出口、技术投资、技术入股和技术承包以及科技新产品的试产试销等。
技术贸易服务包括技术信息服务、技术贸易经纪服务、技术贸易咨询服务、技术作价评估服务等技术中介服务。
第八条 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可以从事下列活动：
（一）开展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二）开展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三）生产、试销科研中试产品和新产品；
（四）符合开展中介业务条件的，可以进行中介服务；
（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经济活动。
第九条 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在经营服务活动中，应当对技术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任，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保密的规定。
第十条 在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窃取或者侵占他人的技术从事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二）以欺骗、胁迫等手段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三）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另一方非法占有他人技术而与之进行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技术贸易单位和技术贸易服务单位
第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贸易单位是指从事技术贸易经营的单位。
技术贸易服务单位是指为技术贸易活动提供技术条件服务的单位。
技术贸易单位和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包括民营科技企业。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成立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技术业务范围和与其相对应的专用名称；
（二）有与经营和服务范围、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专职人员中应当具有一定数量的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与经营规模、服务范围相适应的资金、设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成立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其发起人应当向县以上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后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部门申请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四条 技术贸易单位或者技术贸易服务单位分立、合并的，应当按原审批程序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办理迁移、撤销等变更注销事项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和税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并到原批准成立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以收取佣金的经营方式从事居间、行纪服务的技术经纪组织和专职技术经纪人，应当根据有关由省或者市工商行政管理、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共同进行资格认定，由省或者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经纪人资格证书》。
第四章 技术合同管理
第十六条 技术合同实行自愿申请认定登记制度。
省、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管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第十七条 省、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当事人所提交的合同文本和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和认定登记。其主要事项是：
（一）法律和技术认定；
（二）分类登记；
（三）核定技术性收入。
同一项技术合同不得重复登记。
第十八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申请认定登记的合同，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的有关收费标准收取认定登记工本费。
第十九条 技术合同中的价款、报酬和使用费，应当根据技术成果预计可实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研究开发技术的成本、技术成果的工业化开发程度以及当事人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协商议定。
技术合同的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结算支付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技术合同变更或者解除时，原申请认定登记方应当自变更、解除之日起30日内，到原认定登记的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二十一条 技术合同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选择协商、调解、仲裁、诉讼方式解决。
第五章 收益分配和扶持奖励
第二十二条 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的卖方或者中介方，可以按照技术合同的技术性收入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有关人员的酬金。提取的具体比例可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科技人员在不侵犯本单位知识产权及其他经济权益的前提下，从事业余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服务活动的税后收入归自己所有，其中使用单位资料、设备、材料的，由所在单位核收相应费用。
第二十三条 科技人员从本单位技术性收入中取得的酬金，属劳务报酬所得，按有关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四条 技术合同买方可以从投产项目的新增留利中提取一定比例，奖励实施该项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
第二十五条 技术合同当事人可以享受国家有关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税务部门依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办理有关手续。
第二十六条 对在技术贸易、技术贸易服务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七条 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兴办各类民营科技企业，从事技术贸易和技术贸易服务活动。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民营科技企业的企业登记、人员培训、技术成果鉴定、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等项工作，协助办理人员出国、技术进出口等有关事宜。
第二十八条 经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定取得民营科技企业证书的单位，享受国家和省对科研单位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泄露国家技术机密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科学技术部门审查同意从事技术贸易或者技术贸易服务活动的，由市以上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认定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或者徇私舞弊出具虚假认定登记证明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7月30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辽宁省技术市场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1998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