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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政府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

第147号


　现公布《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省长 薄熙来
　　　　　　　　　　　　　　　　　　　　　　　　　　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城市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困难居民予以适当救助的城市社会救济制度。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最低生活救助和临时救济、政策扶持、社会互助和家庭保障相结合，坚持公开、公正和公平，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相适应，鼓励劳动自救的原则。
第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落实和管理使用情况的督查工作；审计、监察、统计、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建设、卫生、教育、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县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受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可以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凡我省行政区域内，持有非农业户口、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困难居民，均可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六条 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积极介绍其就业，组织参加公益性劳动。无正当理由，经两次介绍拒不就业或者两次不参加公益性劳动的，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七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条例》第六条规定制定、公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建立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监测系统，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八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分别按照下列规定享受：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
(二)有一定收入的，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
(三)第(一)项中的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高龄老年人，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上浮一定比例享受；
(四)有劳动能力、符合就业条件但暂未就业的，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下浮一定比例享受，或者采取定额救助和粮油扶持的办法予以保障。
前款第(三)项、第(四)项中的上浮、下浮比例，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九条 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以下简称保障对象)劳动能力的鉴定，由县民政部门和卫生部门共同指定的医院负责，鉴定费由申请人自理。对鉴定结果有异议的，由县民政部门会同同级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财政、残联等部门和单位裁定。
第十条 家庭人均收入以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为基数，按照上3个月的平均数额计算。
前款规定的货币收入包括下列各项：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二)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金或者生活补助费；
(三)离退休养老金、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
(四)存款及利息、有价证券及红利；
(五)特许权使用收入、租赁收入、馈赠和继承收入；
(六)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七)自谋职业收入；
(八)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收入。
优抚对象的各种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保健金，义务兵的津贴和退伍费，政府颁发的一次性见义勇为奖金，工伤人员的护理费、补助金，因公死亡人员及其家属的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生活补助费，因公致残返城的知青护理费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费用，不计入货币收入。
第十一条 第十条规定的相关费用，分别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工资、基本生活费、离退休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公布的有关标准计算；实际发生额高于公布标准的，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
(二)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金或者生活补助费，在扣除计算该费用所依据月数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后，剩余部分按照计算该费用所依据月数的平均额，计入本人月收入。
(三)自谋职业者的收入，按照当地行业评估标准计算。
(四)赡养费、扶养费和抚养费，有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按照协议、裁决或判决的数额计算。没有协议、裁决或者判决的，赡养费按照被赡养人子女家庭月人均收入减去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后剩余部分的50%，除以被赡养人数计算；扶养费、抚养费按照给付方收入的25%计算，有多个被扶养人、被抚养人的，其给付额最高不超过其收入的50%；实际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高于上述规定的，按照实际支付的数额计算。
第十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申请和审批，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户主通过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向街道办事处或者直接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受管理审批机关委托，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走访、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情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在个人自报的基础上进行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张榜公布。对无异议的，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审批表》，报街道办事处。
(三)街道办事处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审批表》和有关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初审意见报送县民政部门。
(四)县民政部门对街道办事处上报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五)社区(居民)委员会对民政部门的批准结果张榜公布，无异议的，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代发民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和银行、邮局领取卡(折)；对有异议的，由管理审批机关进行核实，情况属实的，予以纠正。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30日内办结审批手续，保障对象从管理审批机关批准之日的下月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十三条 保障对象在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同时，应当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向管理审批机关报告家庭收入变化情况，提出续保申请。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对保障对象家庭收入变化情况，应当每两个月核查一次。
第十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管理审批机关或者由其委托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商业银行、邮政企业，以货币形式按月足额发放，必要时也可给付实物。
第十五条 审批管理机关应当分级建立保障对象档案，对保障对象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其家庭收入的变化情况，及时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手续。
第十六条 保障对象在执行同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本县行政区域内迁移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办理保障待遇迁移手续，不再履行申请手续；跨县迁移或者在执行不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本县行政区域内迁移的，持县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到迁入地重新履行申请手续，管理审批机关应当简化审批程序。
第十七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其所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民政部门的查询要求，应当将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情况以及失业保险期满人员名单等及时通报同级民政部门。
第十八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以市、县级财政为主进行筹集，省级财政对保障任务较重且财政困难较大的地区予以适当补助。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民政部门负责编制年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需求计划，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预算；财政部门根据预算按月拨付，保证使用。
民政部门应当按时向财政部门报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执行情况，并在年终编制决算，送财政部门审核。
第十九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文化、税务、建设、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对保障对象在就业、就学、就医、住房采暖、从事个体经营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和政策扶持。
鼓励社会力量开展社区服务、经常性捐赠、扶贫济困等社会互助活动。捐赠的款物，由民政部门所属的慈善机构负责接收，并全部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捐赠的款项(含物折款)可在税前全额扣除。
第二十条 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必要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
第二十一条 县以上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网络中心，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信息终端。
第二十二条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公开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办事程序、保障对象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情况，并建立举报箱和投诉电话，受理城市居民的举报、投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第二十三条 财政、审计、民政、监察等部门，应当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管理发放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四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人员，对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城市居民不予及时审批，或者故意为不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办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及贪污、挪用或者不按时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按照《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保障对象采取隐瞒、虚报家庭收入，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按照《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对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的就业状况、家庭人口和收入状况、实际生活水平、劳动能力状况出具虚假证明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城市居民对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其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仍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2000年7月7日公布的《辽宁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钢珠”是否应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弹药”？

王政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某区法院在认定一起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时，将被告人王某购买违禁仿真气手枪时所配送的圆形“小钢珠”（总计29200粒）认定为“弹药”，对被告人判处“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此案引发出一场关于“钢珠”是否属于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争论。

一、相关争论观点的主要依据和理由
（一）支持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主要依据或理由是：
1、钢珠作为仿真气手枪工作时所使用的“耗材”，是与仿真气手枪一起使用的，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真正意义的枪支和子弹的关系。
2、钢珠被装入仿真气手枪的弹夹后，经安装二氧化碳气瓶提供动力，被击发离开枪支后可能产生同真枪弹药类似的杀伤力。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弹药”应包括军用子弹、气枪铅弹和其他非军用子弹，这里仿真枪所使用的“钢珠”应理解为属于其他非军用子弹性质。

（二）反对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主要依据或理由是：
1、目前法律上没有明文把“钢珠”定义为弹药。
2、仿真气手枪所用的钢珠与自行车等机械产品轴承所用的钢珠在规格、型号、质地上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别，该种钢珠在五金公司、商店或自行车修理部门可随意公开大量出售。
3、通常理解的弹药是指枪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地雷等具有杀伤能力或其他特殊作用的爆炸物的统称。也就是说弹药属于“爆炸物”的范畴，钢珠没有“药”，自己不会爆炸，不属于“爆炸物”，自然也不应属于弹药。

二、“钢珠是否定义为弹药”的法律意义分析
毫无疑问，支持或反对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两种对立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司法实践中，采用两种不同的观点对有关涉案人员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却差异极大。主要是因为：
（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弹药行为可以构成独立的罪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发就可以构成犯罪，五百发以上就可能因数量较大而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二）如果钢珠被理解成“其他非军用子弹”，在上述案例中，29200多粒钢珠应被看成是“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相当严重”，对有关涉案人员自然应处以较重的刑罚。
（三）如果钢珠不被理解成“其他非军用子弹”，则在有关涉及枪支的案件中，制造、买卖、运输钢珠行为不被看成是犯罪，而仅将其作为一个酌定的参考因素或情节考虑，那么在有关此类涉枪案件中，涉案人员可能不会单纯因制造、买卖、运输钢珠行为而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
所以，“是否将钢珠定义为弹药”，其蕴涵的法律意义重大，司法实践必须认真仔细对待这一问题。

三、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不应被看成是犯罪行为
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而言，司法判决中将“钢珠”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弹药”是不合适的。依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目前关于涉及枪支弹药犯罪的法律规定及钢珠的物理用途、属性和市场销售情况，在与枪支相关联的案件中，司法人员不应将涉案人员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钢珠看成是弹药，不应单独根据有关涉案钢珠的数额来决定是否给有关涉案人员判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弹药罪的刑罚。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目前我国制定的各项法律或法规没有一处明确将“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司法实践将“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行为”按相关涉及弹药的犯罪处理，自然是违反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基本原则的。
（二）如果将钢珠理解为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非军用子弹”，则属于对“弹药”的扩大解释。这种扩大解释除了不符合“弹药”字面的基本文意外，还不能够很好地解释“钢珠”可以在各类五金公司、商店或自行车修理部门随意公开大量出售的社会现实。我们总不应作出“钢珠与手枪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就是弹药，不与手枪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就不是弹药”的选择性或任意解释吧。因为钢珠和打钢珠的枪支是完全可以分开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不能以“二者是否在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为标准而进行是否是“弹药”的定性。
（三）钢珠是否具有“杀伤力”不应被看成是法律所禁止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重要理由。因为凡是具有一定硬度（如石头）、毒性（如药品）或表面锋利（如水果刀）的器物如果被用于犯罪都会具有杀伤力的。离开了枪支，离开了使用枪支的法律主体，钢珠自己是不会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杀伤力的。对于仿真枪支而言，刑法既然规定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该类枪支的行为”是犯罪，就足能够达到通过刑法的警示作用来实现预防或减少使用该类枪支和钢珠犯罪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再将该类枪支使用的“钢珠”看成是“弹药”而单独定罪处罚。因为钢珠毕竟不同于真枪专用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地雷、火药等物品的特性，该些物品一般是作为专门武器使用的，在一定条件下单独使用会产生爆炸现象，不需要借助器械而具有杀伤能力。
（四）从刑法“谦抑”的角度讲，对不利于犯罪行为人的解释，刑法应尽可能地避免适用；否则，对有关行为人很可能会被处以超常规的重刑，从而意味着不公正的刑罚适用。因为国家对涉及枪支弹药犯罪的处罚，本来就相当地严厉，目前就连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群众狩猎或娱乐用的气枪、火枪、猎枪或仿真枪械的行为都纳入到刑法重点调整的范围内。在此法律背景下，司法实践如果将涉枪案件中的“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钢珠的行为”都看成是“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弹药的行为”必将会扩大刑事犯罪的打击范围，给人以“严刑峻法”之嫌。一般社会公众如果认为刑法过于严苛，很可能会因法律适用不公正的缘由而更加藐视法律，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不和谐因素。

总之，笔者坚决赞同将“钢珠”不视为法律意义上“弹药”的观点，并且希望有关立法或司法部门及早发布权威性法律文件予以明示，以避免此类案件法律适用或量刑不一所造成的混乱情形继续发生。

2006年11月17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