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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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

1984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规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刑法的指导思想”之一。
第六十三条：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怎样认定自首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分子作案后，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接受审查和裁判这三个条件的，都认为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通常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讯问、未被施以强制措施时自动投案的。
自动投案，一般应是犯罪分子本人，直接向公安、检察或审判机关主动投案。对于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分子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而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犯罪分子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查询、教育后，自动投案的；犯罪后逃跑，在通缉、追捕过程中，自行投案的；经查实犯罪分子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都应视为自动投案。
（二）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后，全部交代自己的罪行，至少是如实地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还应当交代出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必须揭发同案犯的罪行。
（三）接受审查和裁判，是指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后，必须听候、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能逃避。
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如实交代罪行后，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或者提出上诉的，或者更正和补充某些事实的，都应当允许，不能以此视为不接受审查和裁判。
二、如何看待“送子女或亲友归案”
“送子女或亲友归案”，一般并非出于犯罪分子的主动，而是经家长、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无论是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分子的家长后，或者家长、监护人主动报案后，犯罪分子被送去归案的，只要能如实地交代罪行，并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都应按投案自首对待。
三、对自首者如何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处罚。从轻处罚的程度，首先，要分清罪行轻重。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犯罪较重的”，也“可以从轻处罚”。其次，要分析自首的具体情节，如投案早晚、投案动机、客观条件、交代程度、有无立功表现等。对于“犯罪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犯有数罪，自首时仅交代一罪的，只对这一罪从轻处罚。如果自首时交代的是主罪，也可以对全案从宽处理。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自首的，按自首处理；对未自首的，按未自首依法处理。
四、如何看待立功
立功通常是指犯罪分子揭发检举其他犯罪分子的重大罪行得到证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证据，从而得以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或者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罪犯的。检举揭发其他犯罪分子较多的一般罪行，或者犯罪线索，经查属实的，也应视为立功表现。
对于自首又立功的，依法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实践中，对于虽未自首，但有立功表现的，应参照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精神，并依照刑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也可以视具体情节，分别从宽处理。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在执行前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参照刑法第七十一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精神，也可以改判死缓或者其他刑罚。
五、如何执行“坦白从宽”的政策
坦白通常是指犯罪行为已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发觉、怀疑，而对犯罪分子进行询问、传讯，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后，犯罪分子如实供认这些罪行的行为。
对于罪犯确能坦白其罪行的，依照刑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视坦白程序，可以酌情从宽处理。


诉讼收费办法不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
——国务院依法有权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江苏盐城 沈海龙

[内容摘要]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提出此种质疑的焦点，是认为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属于诉讼制度范畴；国务院依法无权制定。本文通过立法机关对诉讼制度及诉讼收费制度的原始理解及立法实践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关键词]诉讼费用 办法 诉讼制度 法律解释

一、从最初的诉讼收费办法考察：此前的诉讼收费办法不具有司法解释性质，诉讼收费办法应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将最高院几次出台的诉讼收费办法认定为司法解释，是诉讼收费办法被认定为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的重要原因。
诉讼费名称在我国起源于《民事诉讼法（试行）》，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其第九章《诉讼费用》第八十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依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依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 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该规定确定地表明：
（一）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立法机关不存在另行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在本法实施后再制定的真意。诉讼收费办法应在实施之日前制定，以保证从1982年10月1日实施日起，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得以依照第二款另行制定的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等。这是保证本法及本法第八十条规定按时实施的前提条件，也是法定条件。如未及时制定，将不仅导致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没有依据，而且导致本法无法按法定程序进入实施阶段。
（二）立法机关不存在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是出于弥补“法律漏洞”的意图。立法时，需另行制定办法是明知的，且明知另行制定的办法是本法实施的一项步骤。立法机关不存在本法关于诉讼费用的条款有存疑、不明确处需对含义进一步阐述与说明，
是故需要另行制定收费办法的意思。最终由最高院制定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也不是对本法第八十条第二款含义的阐述和说明，恰恰是对第八十条第二款内容的贯彻与落实，以保证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内容形成互补关系。
（三）将诉讼收费办法理解为司法解释，主要基于其 “在法律制定后”制定的误导。最初制定的诉讼收费办法不具有司法解释的特征，此后规定同类内容的办法，当然也不是司法解释。但此后的诉讼收费办法发布时，由于处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因而给人一种——它的发布是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阐释——的感觉。这种假象的形成，是基于最高院新的收费办法施行前，原来的诉讼收费办法在继续发挥效用，因此掩盖了诉讼收费办法应在诉讼程序法施行前制定完毕的法理。
（四）诉讼收费办法排除属于司法解释的可能，国务院有权另行制定行政法规“有法可依”就显而易见。1998年财政部、最高院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规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其将四部门的行政性收费、诉讼费统称行政性收费。因为“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所以，上述关于“统称行政性收费”的规定依法具有行政解释的效力。由此推知，无论诉讼费属于行政性收费，还是参照行政性收费进行管理，均表明其适用《价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应当依法进行，严格控制收费项目，限定收费范围、标准。…”，以法院不属行政机关排斥其适用性显然理由不足。国务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及《价格法》有权制定诉讼收费方面的行政法规。
二、从立法机关的立法原意理解：诉讼收费办法不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沈
（一）《民事诉讼法（试行）》及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表明了诉讼收费办法不制定法律的意思。《民事诉讼法（试行）》“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 的规定，表明立法机关不存在“另行制定法律，并在规定诉讼收费的法律施行后实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任何意思，其真切地表明诉讼收费采用“办法”规定，所以立法机关也没有自己制定法律的意思，即使打算授权行使，所授权制定的文本也必定不会是法律。或许有人会说，此时现行宪法还未颁布，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或意思表示存在缺陷，但至少可以肯定，此规定在当时不存在“违宪”的理由。其后颁布的现行《民事诉讼法》是依据《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在一百O七条依然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依据上理，全国人大也不存在“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及只能制定法律的任何意思。
（二）《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是否包含“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应以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中的明示为准。2000年《立法法》颁布并施行。该法第八条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如果 “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那么，对于同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与《立法法》，存在是否“只能制定法律”的严重分歧。对此，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而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中“以宪法为根据”明示诉讼收费办法不以法律制定。《立法法》虽然具体规定了诉讼制度只以法律制定，但未具体说明诉讼收费办法是否是《立法法》严格意义上的“诉讼制度”； 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成立，那么，此两法必有一法违背了《宪法》，如果两法均遵守了《宪法》，则《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就不能理解为“包括诉讼收费办法”。从全国人大立法原则一致的善意角度，只能推出“诉讼收费办法不是《立法法》中所称的诉讼制度”的结论。
（三）“诉讼收费办法不属于诉讼制度”与“程序法中包含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并不矛盾。《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章第八十条，即为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第二款是规定制度实施前需要做的配套工作，而后制发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则是对第二款的具体落实。《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七十八条、一百九十条、二百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一章第一百O七条第一款及一百三十八条（三）及《行政诉讼法》的附则第七十四条，也均属于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这些制度是原则性、概括性规定，是诉讼收费办法制定的准则。没有诉讼收费办法，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就无法运作；没有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诉讼收费办法的制定就失去依据和方向。两者所指对象相同，但存在级与质的区别。若将两者笼统地称为“与收费有关的诉讼制度”，则是基于内容相关性的角度，而非从制度层次的角度来识别。
（四）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则行政机关制定的诉讼费用管理和分配制度属于诉讼制度也成立。首先，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规费，其收取、使用依法纳入财政管理范围，为保证财政、审计部门等部门对其有关活动实施监督， 1989年、1996年、1999年国家财政部与最高院先后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诉讼费用管理的暂行规定》、《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以上都是在“诉讼收费办法”施行过程中制定的“诉讼收费管理制度”，认定属于“诉讼收费制度”应当没有问题。所以，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收费制度，进而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则上述三个管理办法属于诉讼制度，在逻辑上也当然成立。其次，如果说，国务院制定诉讼收费办法是行政权约束司法权，就三个诉讼收费管理制度而言，制定主体先是最高院联合财政部，后是财政部联合最高院，行政机关依职权制定占主导地位，是否一样推论是行政权约束司法权？但奇怪的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制定诉讼收费方面的规定不被舆论认为干涉法院的司法权，似乎有权制定；而国务院制定诉讼收费
方面的规定时，却舆论哗然。这种现象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其根源就在于：认定诉讼收费办法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并不精当。
（五）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国务院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无权制定行政法规”就不成立。也以《立法法》为据，其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依据该条款，全国人大授权应当符合以下两个条件：1、第八条规定的事项比如诉讼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2、授权的部分事项不在禁止授权事项比如司法制度等的范围内。据此，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成立，而诉讼制度又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授权，况且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制定法律。如此，明知全国人大常委无权授权，却声称 “国务院没有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故无权制定”，是对自我观点的全面否定。
综上所述，国务院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符合立法程序，其制定为有权制定。因此，在法院违背该行政法规时，行政机关对处于行政相对人位置的法院有权依法处理，也不容置疑。

（作者：江苏省盐城市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沈海龙 邮编：224002 shl-805@163.com 联系电话：13338925309）






二OO七年五月十五日起草五月三十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