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小企业会计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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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院报告工作制度的通知

1990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近年来，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都比较注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工作。不少高级法院的工作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法院工作的实际状况，对最高法院研究工作及问题，提供了依据。但也有的报告情况多、分析少，罗列了很多数字，缺乏典型事例和深入的分析。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院报告工作的制度，经研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高级法院在今年十月底前，书面报告本院及本系统前三季度的工作情况。报告内容主要有：
1．审判工作的主要情况。要重点报告今年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着重抓了几项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2．当前法院工作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工作亟需进一步改进以及如何改进的建议。
3．今年第四季度的主要工作打算和明年工作的设想。
4．对最高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二、为使法院报告工作制度化，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实行半年一小结、全年一总结的报告工作制度，即一月底前书面报告前一年的工作，七月底前书面报告上半年的工作。报告内容可参照本通知第一条的要求。
特此通知，希遵照执行。


“非法证据”指侦查部门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以违反当事人权利的方法收集到的证据。“排除”指不能用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批捕、起诉和定罪的证据。国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在法院审理时发挥作用，即不作为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使用，这种方式是以审判时排除非法证据促使侦查和起诉部门规范取证和使用证据的方法。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但是第四十三条同时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于违反该条规定收集的证据是按照第四十二条作为证据使用还是按照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排除其证据资格，我国刑事诉讼法缺乏明确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非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取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可见，在我国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是持肯定态度，但是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其证据资格，法律却未作规定。

一、对非法证据的理解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但是，这种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并不都是真实合法的，它们或者本身就是违法的事实，或者是其表现形式不合法，或者是其来源即收集手段不合法的事实，以不合法的“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这是难以被接受的也是绝不应该被允许的。所以，证据就有了合法与非法之分。我国法律中的非法证据主要是指通过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证据本身作为客观事物并无非法与合法之分，证据的合法性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可以从法律规则或者原则中推导出来。简单地说，非法证据就是违反了法定的证据形式、表现形式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收集手段而取得的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同时也体现了法制文明在程序法和实体法并重方面的进步。将一些证据规定为非法的是出于保护人权的需要，确切的说是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需要。如果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根据，这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如果肯定非法证据的证明资格，那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和诉讼权利将得不到保障。法律一方面要打击犯罪，另一方面又要保障人权，维持二者平衡的重要因素就是要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并重。

二、排除非法证据的认定

排除非法证据也就是切断其对待证实的案件的证明力和影响力，如果将非法证据比作一种传染病毒，要防止其传染有三个途径：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预防易感染者。对于非法证据一经产生便是客观事实不能被消灭，如果我们不能杜绝非法证据这一“传染源”的产生，只能采取其他有效的途径阻止非法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其途径主要有：

第一，切断非法证据对案件审判者的影响，使案件的审判者接触不到非法证据，这样就迫使其丧失证据的证明能力。在陪审团模式下，法官在法庭开庭审理前将其认为不具有可采性和非法的证据剔除，从而是陪审团根本接触不到不足采信和非法的证据。我国虽然没有陪审团，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不能排除非法证据。

第二，当然，我们不能在庭前审查程序中排除一切非法证据，如果上一种切断非法证据“传播途径”的方法仍然不幸的使法官受到了非法证据的“感染”，则要求庭前审查机关明确告知法官对非法证据不予采信。同时，在法官作出审判时，要求其详细说明判决的根据，从而证明其裁判已经排除了非法证据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