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水电站安全管理分类及年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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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SOS儿童村协会第二届理事会议纪要》的通知
民政部


天津市民政局、山东省民政厅、烟台市民政局：
中国SOS儿童村协会于3月初在烟台市召开了第二届理事会议。现将《中国SOS 儿童村协会第二届理事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督促当地儿童村和儿童村协会地方分会贯彻执行。

附一：中国SOS儿童村协会第二届理事会议纪要(1988年3月6日)
中国SOS儿童村协会第二届理事会议于1988年3月4日至6日在烟台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协会副理事长、民政部城福司副司长江亦曼，协会秘书长、民政部城福司处长吴景松和天津市、山东省、烟台市民政厅(局)有关负责同志，天津、烟台儿童村的村长等。会议听取了江亦曼副理事长代
表唐一志理事长所做的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听取了中国SOS儿童村出国考察小组考察泰国、 菲律宾儿童村工作情况汇报；推选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理事、秘书长；讨论了关于加强儿童村管理工作的问题。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现纪要如下：
(一)会议讨论了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一致认为，自中国SOS 儿童村协会成立以来，工作是有成效的，博得了国内外的好评。特别是天津、烟台两市儿童村，在天津、烟台市民政部门、儿童村分会的领导和中国SOS儿童村协会的指导下， 在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妈妈的招聘和培训
、孤儿的收养和教育、工作人员配备、规章制度建立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使儿童村建立起正常的管理秩序，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两市儿童村工作人员和妈妈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会议对此作了充分肯定，并要求两个儿童村认真贯彻民政部领导关于加强儿童村管理工
作的指示精神，努力把天津、烟台两市儿童村办成国际上第一流的儿童村。
会议对第一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全体理事为建设我国儿童村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二)会议考虑到第一届理事会部分成员因工作调动不再参与理事会工作的情况，决定改选理事会。经过协商，一致推选章明同志为第二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唐一志、王子成为名誉理事，江亦曼、王寅、王笑、孟立华、李吉忠、杜博生、朱铭吉、吴景松、麻桂林、冯慧同志为理事。推
选江亦曼同志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吴景松为秘书长。
(三)会议讨论了儿童村的管理体制和儿童村协会的职责问题。一致认为天津、烟台两市儿童村是接受国际SOS儿童村组织资助， 为收养我国孤儿而建立的民间社会福利机构，应分别接受天津、烟台两市民政局和两市儿童村分会的领导。烟台市儿童村应按此原则，尽快理顺领导关系。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SOS儿童村协会和天津、烟台市分会的职责(详见附件一)
(四)会议讨论了儿童村的人员编制问题。一致认为儿童村的人员编制应当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确定，提倡一人多职、一专多能，坚持纠正人浮于事现象。行政人员要严格按照地方编委批准的人员编制配备，不得随意增加编制。会议要求在两年内，儿童村工作人员(包括妈妈在内)与孤
儿的比例必须达到1∶4；今年内必须达到1∶3.5。每位妈妈负责管理的孤儿应当从6人增加到7人。
为适应改革的需要，会议决定天津市儿童村试行村长、工作人员和妈妈的聘任制，实行村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烟台市儿童村待领导关系理顺以后再试行上述改革。会议认为，两个儿童村招聘妈妈的合同期以五年为宜。
(五)会议讨论了儿童村的财务管理问题。一致认为，儿童村的财务管理、监督、审计工作必须加强。儿童村的日常经费开支必须按照国际SOS儿童村组织的要求， 编制预算、决算和月开支报表，经当地市民政局主管处、科和地方分会负责人审查后，送北京办事处办理报批手续。各项开
支必须严格按预算执行。超预算开支必须事先追加预算。预算外开支必须事先办理报批手续。北京办事处需聘请一名兼职会计，会同地方儿童村分会对儿童村的财务开支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为加强财务管理，便于财务监督，会议决定对儿童村的日常经费开支( 包括固定资产和维修、家庭流动资金、妈妈和助理妈妈工资、工作人员和临时工工资、医药费、车辆用油和交通费、管理费、其他)逐项核定后制定合理的开支标准。 具体开支标准由儿童村和儿童村协会地方分会共
同研究制定，报中国SOS 儿童村协会批准后执行。
为加强儿童村外汇的管理和监督，并根据国际SOS 儿童村组织负责人库廷先生的要求，会议决定自今年7月起，国际SOS儿童村组织为天津、烟台两市儿童村提供的外汇经费将由直接拨给儿童村改为直接拨给北京办事处，再由北京办事处根据儿童村的预算转拨给儿童村。
会议决定，将儿童村的外汇额度和外汇额度款交由儿童村协会地方分会管理和使用。外汇额度主要用于儿童村建设、分会活动经费和发展当地社会福利事业；外汇额度款只能用于儿童村，不得挪作他用。使用外汇额度和外汇额度款，必须事先提出预算，报送中国SOS儿童村协会审批。? 褂们榭霭丛卤ㄋ椭泄鶶OS儿童村备案。 会议决定以中国SOS儿童村协会名义委托国家审计署国际司对天津、 烟台儿童村和北京办事处的日常经费开支、外汇额度和外汇额度款的使用实行长期审计，一年抽审两次，年终审计一次。预算、决算和月报表按期报送审计部门备案。
(六)会议讨论了儿童村工作人员和妈妈的工资标准问题。一致认为，民政部1986年2月24日(86)民城函第42号关于制定天津、 烟台两市儿童村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通知确定的工资标准基本是适宜的，要继续按此通知规定执行，同时对村长、村长助理、妈妈的工资标准也作了一些调整(? 咛骞ぷ时曜技郊?。
会议同意两个儿童村和两地民政部门的意见，对儿童村工作人员和妈妈( 烟台市儿童村包括孤儿在内)按当地规定标准，实行副食品物价补贴， 补贴的经费由儿童村日常经费开支。
(七)为提高儿童村的管理水平，使各项管理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会议要求两市儿童村分会和儿童村今年内研究和制定儿童村的财务管理、外汇管理、人事管理以及各项工作制度的规定、办法或细则。北京办事处也要制定相应的儿童村财务、外汇管理、监督和审计办法的规定。
(八)会议讨论了儿童村的工作方针和孤儿教育问题。一致认为，两市儿童村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三大精神，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把孤儿培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把儿童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会议确
定儿童村的工作方针是：文明办村，勤俭持家，坚持“五爱”教育，培养“四有”人才。(“五爱”指爱祖国、爱人民、 爱社会主义、爱劳动、爱科学。“四有”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附二：中国SOS儿童村协会和天津、烟台市儿童村分会工作职责
(一)中国SOS儿童村协会工作职责
(1)研究制定中国SOS儿童村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2)指导和协调儿童村和儿童村协会地方分会的工作；
(3)负责儿童村经费开支和外汇使用的管理、审查和监督工作；
(4)协调我国儿童村与国际SOS儿童村组织的合作关系；
(5)开展国内、国际交往活动，协调与国内外社会福利团体的合作关系；
(6)领导北京办事处的工作。
(二)中国儿童村协会地方分会工作职责
(1)负责领导当地儿童村的工作；
(2)审查儿童村的经费预算、决算和每月开支情况；
(3)负责儿童村外汇额度的管理和使用；
(4)协助儿童村开展对外宣传和社会赞助活动；
(5)协调儿童村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工作关系；
(6)负责向当地民政部门和中国SOS儿童村协会报告儿童村的工作。
(三)北京办事处工作职责
(1)负责与国际SOS儿童村组织的联络，接收格迈纳基金会、国际儿童村总部以及国外有关单位的汇款；
(2)负责儿童村的外汇管理工作；
(3)接收儿童村的财务开支、银行对帐、人员变动等各种报表、单据， 并负责审查和转报工作；
(4)处理中国SOS儿童村协会的日常秘书工作。

附三：中国儿童村工作人员工资标准
(1)儿童村村长，月工资220元。
(2)村长助理，月工资190元。
(3)妈妈在培训期间(六个月)，月津贴70元(不含食宿费用)；实习期间(一年半) ，月津贴150元(不含食宿费用)；两年后正式月工资200元(不含食宿费用)。
(4)其他工作人员月工资平均按160元计算，各类人员具体工资标准由当地民政部门确定。



1988年3月25日
普通医生拿回扣是否构成犯罪

潘为


医生开处方拿回扣非常普遍，是公开的秘密，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我国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对这类行为查处不力，非常混乱，有的地方认定为受贿罪予以处罚，有的地方则不认为是犯罪而只作行政处罚。比如2006年1月27日，河北省顺平县法院对该县医生集体收受药品回扣案作出一审判决，包括内二科正副主任在内的六名医生被判犯有受贿罪，同时顺平县法院认定本案中的四名药品推销人员均构成行贿罪。又如2004年浙江瑞安市检察院查出了瑞安市人民医院56名医生收取了110万元药品回扣，最后只对几个担任行政职务的医生定罪判刑，绝大多数的医生只受到了行政处罚。现实中，尽管很多地方查出了不少医生回扣问题，但真正能受到法律制裁的只有部分担任领导职务的医生，对于没有领导职务的普通医生由于主体身份问题，处理不一。
一、普通医生是否为受贿罪主体的三种基本观点
在刑法学界，对于国有医院的普通医生开具处方收受回扣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国有医院的普通医生是否属于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争议，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
（一）否定普通医生为受贿罪主体的观点
普通医生受贿在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并且普通医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因而不能够成为受贿罪的主体。理由如下：
1、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才是国家工作人员。刑法意义上的“从事公务”是指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活动。公务活动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具有国家权力性和管理性。医生的处方权只是其从事业务活动的一种资格，就如同教师持有教师证一样，处方行为其本身是一种技术、服务性质的活动，不具有权力性和管理性。因此普通医生开处方不是“从事公务”，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但是如果是医院的院长、科室主任、科长等具有行政职务的人员实施了收受回扣的行为，则当然构成受贿罪。
2、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普通医生开处方收回扣是否构成受贿罪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否认，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的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定罪不能只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和规定不明，社会危害性再大也不能定罪。只能通过新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来解决争议，在没有相关的法律出台前只能依照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二）肯定普通医生为受贿罪主体的观点
肯定说认为，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国有医院的药品销售和法律责任有直接的影响，属于“从事公务”。有处方权的医生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在开处方过程中收受回扣，符合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构成受贿罪。其理由如下：
1、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国有医院对药品的管理包括：采购、保管、销售等环节，其中销售环节包括处方开药、药房配药、病人用药。而药房是根据处方销售药品，因此对药品销售起决定作用的是医生的处方。
2、处方行为虽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但同时也具有管理性。医生诊断病情后，根据处方权，有权在不同类型的药品中进行选择，并决定用药量的多少，进而影响医院药品销售和管理，因此具有一定的管理性。
3、从法律责任上看，国有医院对医生的处方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医生代表国有医院开具处方，既是医生的专业技术活动，也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属于“从事公务”。
（三）认为普通医生收受回扣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观点
此说认为，虽然国有医疗卫生部门是国有事业单位，但并不是该单位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象那些无任何行政职务的普通医师，由于他们并不从事公务，因此不符合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新出台刑法修正案（六）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原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我国目前的国有医院并不是完全由财政拨款，一般都是自负盈亏，其运作近似于企业。因此，对于普通医生利用手中的处方权收受回扣的行为，应当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二、普通医生应为受贿罪主体的理由
不难看出，以上三种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公务”的认定标准不同，对“公务”的不同理解导致不同的结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说也是建立在否定说关于公务的认定的基础上的。笔者认为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普通医生开处方拿回扣不是从事公务，那么担任行政职务的医生开处方拿回扣同样也不是从事公务，因为担任行政职务的医生并不是利用其担任的行政职务上的便利而收受回扣的，根据我国刑法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不构成受贿罪的，因此第一种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问题。而第三种观点中所称的“其他单位”涵义过于广泛，其到底是指“其他非国有单位”还是指“其他所有单位” 仍存在争议，有待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笔者认为应该辩证的来看待医生的处方权，其兼有公务和技术服务活动的双重属性，将此割舍开来的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1、医生的处方行为属于从事公务
所谓公务，《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关于国家或集体的事务”，一般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从事组织、领导、监督、检查、执行管理性的公共事务的活动，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权力性。公务总是和一定的权力、职务相联系，是一种行使国家或公共权力的活动，没有公共权力性的活动不是公务。处方权是国家法律赋予医生的，针对不特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卫生健康的诊断、治疗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力。国家对公共卫生事务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医生的处方权来具体实现，因此医生的处方行为具有“公务行为”所要求的权力性。
（2）管理性。公务行为必须表现为组织、领导、监督和管理性质的活动，不是具体的劳务、服务和技术活动。如果行为人从事的不是管理性的活动，则不能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医生开处方既具有技术性，同时也具有管理性。医生的处方行为对医院的药品销售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医生的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
（3）职能性。公务活动一般是由具有一定职务的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进行的。职务是职权和职责的统一。包括对涉及人、财、物、事各种事务的决定权、决策权、监督权、调查权、处置权、办理权等等。其一切权力都直接、间接来自于国家，即表现为公共权力的直接运用。公务活动表现为职能性的管理活动。医生的处方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取得必须经过医院严格的审批程序，只有取得医师执照的医生才能具有。国有医院作为公益性的国有事业单位，其医生代表医院开具处方，医院对医生的处方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医生的处方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职务行为，具有公务活动所要求的职能性。
2、医生收受回扣构成犯罪的法律依据
我国《执业医师法》第27条规定：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务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该法第37条第10项规定，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可见，从立法机关的立法本意来看，医生的医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利用职务行为索要贿赂的，构成贿赂犯罪。虽然《执业医师法》和《刑法》是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前者是对执业医师进行管理的行政法，不能直接作为定罪依据，但是在法制统一的大前提下，这两部法律的基本精神之间至少不能互相冲突。因此，过于孤立地强调刑法中的犯罪规定，而不考虑其他法律的内容，是不符合法制的基本原则的。
综上所述，对于国有医院的普通医生开处方收受回扣的行为应该认定为受贿罪，而且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是一直将这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的。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的处方行为越来越趋向社会性，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公务”的含义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政府权力的下放，很多社会组织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公务行为逐渐分化为政府行政管理、市场经济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三部分。比如说很多社会管理组织的工作人员的行为与现在的公务员行为相距甚远，其已不再具有完全的“行政性”，而更突出的是其“服务性”。因此在判断医生的处方行为时，不应生搬硬套简单的将其看成是一种技术性、服务性或者劳务性的行为，而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后进行认定。比如说现在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其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经营行为，也无多少公务性可言，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他们收受回扣仍按受贿罪处理。近日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的邯郸农行金库失窃案中，两名主犯任晓峰和马向景作为金库保管员，虽然他们从事的工作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劳务，但是考虑到其工作职责的重要性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法院仍然将两人认定为国有银行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几点立法建议。
　　尽管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国有医院的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存在争议，但应当看到，该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人民群众的反映十分强烈，除用行政法规予以规范外，有必要在刑法或者司法解释中明确将其规定为犯罪。笔者在认真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立法建议：
　　1、在刑法总则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进行修改。具体的作法是，参考借鉴中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加入的第一项全球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有关公职人员的定义，该公约规定，“公职人员包括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工作人员”。我国刑法也应引入此 “公职人员”的概念作为贪污贿赂类、渎职类犯罪的主体，这样不仅能弥补现有的法律缺陷，也能使我国法律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加大反腐败的力度，这对于加强我国同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协作具有重大意义。
　　2、对刑法修正案（六）作进一步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将刑法第163条中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里所称的“其他单位”应作进一步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明确将医院、学校等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单位纳入经济犯罪处罚范围，使司法人员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有法可依。